明清会馆早期形成及功用.docVIP

明清会馆的早期形成及其功用 内容摘要：作为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传统社会组织，会馆的形成及其功用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本文先从明清会馆的起源入手，官绅会馆和商人会馆的不同的主体导致其在早起形成亦有着较大的差异。当然，不同类型的会馆发挥的功用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的地方。 关键词：明清会馆/官绅会馆/商人会馆/功用 会馆作为明清时期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其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其早期形成以及其发挥的的功用亦值得我们探究。 会馆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社会组织，它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展、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既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又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了一定的作用。 会馆的早期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官绅会馆和商人会馆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会馆不仅仅兴起时间有差，而且在所起的功用也不尽相同。 一、明清官绅会馆的早起形成 会馆最早出现是在明永乐年间，安徽人俞谟在北京建立了芜湖会馆： “俞谟，字克瑞，永乐元年选贡，任南京户部主事，转北京工部主事。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 其时的俞谟是作为京官购置的旅舍，而其离职后把会馆交付同乡以便同乡之人所用，这可看作是官绅会馆最早的出现。 自此以后会馆在京师便不断出现，但“自永乐到正德嘉靖是，会馆仍主要是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有的官绅甚至长期寓居其中”。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加之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较大，使科举与地域的关系紧密起来，供士子参见京试的会馆随之出现。作为安顿来京应试子弟的理想场所，服务于士子科举的会馆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于此类会馆的发展迅速，使得那些专供官绅聚会的会馆“在其后的发展起来的会馆总数中相对比例却日益减少”。一般来说，那些偏重服务于士子科举的会馆也属于官绅会馆的范畴。 关于早期的官绅会馆有这样的记载：“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封建官僚倡导和资助会管的的创设便促成了会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建成。 二、明清商人会馆的早期形成 商人会馆的形成则和明清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商人，经商的目的在于赚取商业利润，而利润的实现则需要克服诸多障碍。而商人会馆的构建就是回应这种情况的产物。同一会馆的商人可以通过相互的联合和帮助，增强其市场的竞争力，这样，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就可以使同乡共业的商人都有生存机会。 事实上，官绅会馆的构建相当一部分是有商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商人服务于官绅和科举的会馆这一现象反映出商人对封建政治的依附和投靠。在官绅会馆的影响下，为求得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同，商人自然而然也会建立起服务于经商的会馆。当然，商人会馆创建之初还有出于同乡人交往的需要以及其自身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一般认为，“商人会馆初见于万历时期的苏州”。在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里就有关于苏州岭南会馆、冈州会馆的建设的记载。明清时期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商业非常繁荣，到清朝更是出现了诸如晋商、徽商等一些享誉全国的商帮。而商业的繁荣促成了商业性会馆的涌现。很快，商人会馆就已经遍布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继而向其周边各地扩散，以至最终散布于全国各大都市和工商城镇，一跃成为明清会馆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值得注意的是，仕商合建的会馆也屡有出现，这既可以看做是商人势力壮大后士大夫与商人团体的妥协，也可以看出商人依旧无法摆脱对官府的依附。另外，在明清时期还有因人口迁移而兴起的移民会馆，这些会馆也较多地将经济因素放在首位。 三、明清会馆的功用 虽然官绅会馆和商人会馆有着不同的功用，但作为会馆却有着 “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基本功能，“祀神”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则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 官绅会馆总的来说是为官绅提供歇息的场所，为同乡邑的僚属提供和聚会的地方。那些专为试子创建的会馆则可以为赶考的举子们提供相关的服务，并为他们提供歇息的地处。相比之下，商人会馆的作用确有不同。商人会馆首先是出于为同乡共业的商人创造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联络乡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功用。另外，商人会馆还有“举办义举和提供后勤服务”的作用。首先，举办义举对遇到困难的同行提供帮助可以团结同行增强凝聚力有重要作用；其次，提供后勤则可以构建商人团体之间的网络，完善市场机制。这样，在外的商人通过会馆不但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团体，而且还可以共叙乡谊，满足对其在外孤独的心灵的慰藉。 总之，会馆作为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时期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