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商人掮客本色.docVIP

帝制时代商人的掮客本色 　　权力掮客从投资官僚获得财富，同时又因为依附官僚而获得保护和成功。官僚也借助于这一权力掮客角色，使自己得以跻身官僚集团，得以晋升，得以将“贵”变现为实实在在的“富” 元末明初有富翁沈万三，资产宏富，富可敌国。传说，明太祖筑南京，沈万三自请筑东南，明太祖自筑西北，西北未筑完，东南已竣工。据《明史―― 吴兴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 后谏曰：“其富敌国，民自不详。不详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 秦汉而后，能见于正史的富翁不多，沈万三算是其中之一，沈万三的故事有三方面因素值得思考：第一，沈万三富于元末乱时；其二，沈万三受到帝国王朝的直接排斥、打击；其三，民富敌国，不祥，天要惩罚 帝国时代的文化与制度，都有排斥、拒斥、压制商业发展的倾向。帝国时代的商人，总是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在帝国时代，人们追逐财富的本性，总是被导向当官与务农两个途径，所谓“耕读传家”是最为经典的表述。在技术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地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财政的根基在于对人口、土地的控制，以及专卖制度的支撑。在商业方面取得成功，基本上处于王朝无法全面掌控的边缘地带。因此，沈万三能够在元帝国制度削弱时致富，而在明初帝国社会稳定时却遭到排斥打击，是沈万三故事的前两个规则在起作用， 而第三个规则则与帝国时代的财富观念有关 商虽然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但是在帝国的演进历程中，他们的“权利掮客”角色无疑又是不可或缺的，成为帝国权力运作中必须倚重的工具 权力掌控财富 华夏商人的始祖陶朱公，传说就是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的重要谋臣。打败吴王夫差后， 有种“狡兔死，走狗烹”的危机感，便退隐江湖， 做起了买卖。到司马迁的时候，可能关于范蠡的传说已经很庞杂，太史公简单总结如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 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 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 货殖列传》） 范蠡是为了逃避政治权利的风险，做起的买卖。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甚至直到秦王朝， 商贾谋生还是受到尊重的，巴地寡妇清作为富商巨贾，还受到了秦始皇的封赏。不过到了汉帝国之后，商贾就沦为了末业，就是最不重要的行业。商贾之道就成为了权力的附庸，从而决定了商的生存之道 帝国王朝对于农业的特性之认识是很深刻的， 《吕氏春秋“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 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 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一方面是重视农业生产提供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农业生活的“重徙” 特性有利于帝国的控制。商鞅更是将强化农业， 培育帝国中产阶级――自耕农的政策发挥到极致， 提出一套“上农除末”的政策（《商君书时代的基本农业形态与乡村世界景观。当然，秦帝国强调的以帝国垂直管控手段， 实际上最后在帝国的社会形态中未能完全实现 秦汉时代还有商业活动的空间，商人的地位虽然在汉初即被纳入礼制秩序中，受到打击和排斥，彻底实践商鞅所设计的耕战国家理想，组织起富贵结合的礼治秩序，最后在儒家理想的全面实践中取得了胜利。在西汉时著名的“盐铁”辩论，实际上是儒家以礼制秩序治理帝国，社会则由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进行教化原则的胜利。这次辩论，在华夏世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彻底否定了商业的地位，建立和完善了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帝国秩序。春秋战国以来， 不断被讨论的士农工商的关系，到此时，“工商” 终于彻底沦为了“末业” 实际上，在这一秩序中，商人的活动已经不再是关注的重点，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分工等等也不是关注的重点，其关注重点和核心在于等级伦序。从帝国的实践来说，“上农除末”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核心语汇，而社会静态结构的牢固，从上到下对于臣民垂直控制的完善，才是帝国运转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一秩序中的官员来说，富与贵是名位当中的应得，而商人等阶层的存在转化为了等级伦序当中的礼制秩序问题，引用的原则是“富敌国，民自不详，不详之民，天将灾之”； 一旦帝国处于正常的秩序运作中，“工商”的空间就只能是等级伦序的、礼制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