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趋势背景下特殊盗窃行为辨析.docVIP

扩张趋势背景下特殊盗窃行为的辨析 　　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基本罪状做了较大改动，新增“扒窃”、“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三种特殊盗窃行为，使得盗窃行为的样态得到增容，然而通过对盗窃罪立法过程的纵向把握与分析，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向。这一趋向与我国盗窃罪的双重定罪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即立法定性又定量。关于三种特殊盗窃行为如何理解与适用，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争议颇大，因此研究特殊盗窃行为，有裨益于理论和司法实践 关键词：扩张趋势；扒窃；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 一、论纲性研究――盗窃罪的扩张趋势 对于盗窃罪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罪状作出大幅度修改的情况下，更是激发了学者以及司法人员研究的热情。然而，通过对盗窃罪纵向的把握和分析，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向。这一趋向与我国盗窃罪的双重定罪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即立法定性又定量。与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单一的定罪模式不同，双重定罪模式虽然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无疑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立法不具有明确性。因为在双重定罪模式下，具体的量化容易导致某些立法规定的遗漏，而且也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复杂变 化。[1]因此，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和修改经历了三次之多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基于刑法便宜的考虑，用第151条一个条文规定了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1979年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定罪模式是典型的双重定罪模式，即“定性+定量”，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而且所盗窃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盗窃罪 基于社会的现实情况以及立法技术发展的要求而言，1979年刑法存在不少缺陷，为此1997年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系统修订。1997年刑法对盗窃罪的罪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与“多次盗窃”并列，也即盗窃财物的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只要构成多次盗窃的，同样也成立盗窃罪。但1997年刑法的修改并没有改变盗窃罪的双重定罪模式，只不过是扩充了其内在的涵义，即“定性+定量”模式包括“行为+数额”和“行为+次数”两种情况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这是历次修正案中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修正案之39将现行刑法第264条修正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修正后的盗窃罪最大的亮点就是取消了死刑和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三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同时这一修改也打破了我国传统盗窃罪的双重定罪模式，形成了与“特殊行为定性”的模式共存的局面。这不仅在我国整部刑法典中，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于盗窃罪的立法当中也是较为罕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虽然使入罪方式更加灵活，但同时也增加了司法适用的难度，让本来盗窃罪这个“是非之地”更加充满争议 通过对我国盗窃罪罪状和定罪模式的立法上变化的梳理，展现了盗窃罪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充。盗窃罪的概念也由最初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发展到今天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这种频繁的补充和修改，也不符合法稳定性的特征。[2]但由于立法规定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在很多时候是跟不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步伐，“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虽然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他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势则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3]为了弥合这一缺口就要不断增容某个罪名所包涵的内容，盗窃罪的扩张作为这种现象和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特殊盗窃行为的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重大修改后，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特殊行为，这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盗窃罪的行为样态，但对于新增行为如何理解与认定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姑且总称这三种行为为“特殊盗窃行为”。有论者将这三种行为称为“非数额犯”，也有论者冠以“行为犯”[4]的称谓，也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无论是否取得财产都是犯罪既遂。但是，笔者并不赞同将这三种盗窃行为冠以“行为犯”的称谓，既然盗窃罪被归为侵犯财产的犯罪，其所保护的法益从本质上说还是公私财产，仍应当以窃取值得刑法科以处罚的财物为既遂。[5]从2013年3月18日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中简称2013《盗窃罪新解释》）来看，对于理论界与实务界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仍未全部给予明确解释，因此对特殊盗窃行为理解与适用仍然存在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