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使馆留在重庆那些历史往事.docVIP

澳大利亚公使馆留在重庆的那些历史往事 　　 抗战时期中澳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早在1901年就已独立成为联邦国家，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其外交政策仍是作为大英帝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随后，受二战紧迫局势的影响，澳大利亚才开始逐步采取不同于英国的外交策略 1941年7月，中澳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决定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与此外交代表等级相应的公使馆。10月28日，澳大利亚来渝任职的第一位特命全权公使弗雷德里克华公使馆在重庆正式设立。这是澳大利亚在1940年设立驻华盛顿和东京使团之后，第三个派驻海外的外交机构。与之相应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7月任命曾担任过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徐谟作为第一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1月8日，徐谟携家眷和中国公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澳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如《澳大利亚妇女周刊》，就以“重庆到堪培拉”为题作了相关报道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促使刚建交两个月的中澳两国结成同盟，以共同行动保护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蒋介石第一个提出了日、德、意轴心国的一切敌人“正式结盟”的主张，号召中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苏联都加入军事同盟，以便在美国的领导下统一作战行动。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加、澳、荷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中澳两国亦由此正式成为军事盟友走上共同对日作战之路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来渝建立公使馆 中澳两国在1941年建交后，澳方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立澳大利亚公使馆 而此时的重庆大后方，正面临日军最为频繁、残酷的无差别轰炸。1942年，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F.E.巴格利描述了他的见闻：“1940年6月以来，尤其是在8月，重庆不断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燃烧弹和大火烧毁了近六分之一的城市。现在，这座首都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已成为废墟。但是，尽管日军的轰炸残酷无情，有些区域还是有幸得以保存下来。”1941年来到重庆的澳大利亚探险家胡伯特“不管走在哪条街上，都能看到令人心碎的场面。但人们所表现出的忍耐和刚毅，政府展示的高效率，都让人深感佩服。”1941年7月，《堪培拉时报》报道称：“在中国的战时陪都，要找到一处适合作为公使馆的建筑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军轰炸严重毁坏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大不列颠大使馆也已成废墟。而在那片未被轰炸的地区，生活设施几乎无处可寻。” 然而，艾格斯顿和他的临时代办基斯事宜的基斯就建立澳大利亚公使馆一事请求帮助 中澳两国建交为友邦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重庆市政府相关部门极尽所能地为澳方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包括代觅建馆地址。1941年7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艾格斯顿到任之前，已为其觅定长江南岸黄桷垭复兴村23号为公使馆址。当时，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大部分外国驻渝机构和外国人社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这里在1940年6月14日被日本划为所谓的不受空袭的“安全区”。尽管在后来的轰炸中，日军并未严格遵守其所立的这一规则，但相对而言，这一区域遭炸程度始终小于市区，相较安全。只不过，这里离市内国民政府各机关部门所在的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区比较远，进城需由海棠溪渡口摆渡过江。而设于南岸黄桷垭复兴村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更是地处郊外山乡 在战时重庆各种物资都十分匮乏的条件下，澳大利亚在渝建立公使馆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并不能一一在本地获得，很多重要设备都需从澳大利亚本土运来。但当时中国的海港多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通往中国的路线均被封锁。因此，到公使馆工作的相关人员和相关物资及设备，只好通过印度和缅甸从中国西部进入重庆。1941年10月，时为三等秘书的第一位澳籍华裔外交官李贵方和另一名工作人员W.D.韦斯特伍德率领着护卫队，经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将建立公使馆所需的物资和设备运送到重庆，澳大利亚公使馆开馆办公相关事宜大致准备就绪 澳大利亚公使馆在黄桷垭办公数月后，艾格斯顿意识到这个位置确实不方便。由于路程遥远，汽油稀缺，公使馆鲜有访客。这就意味着，艾格斯顿和他的同事必须天天费时费力地往返市区，这对患有痛风和关节炎的艾格斯顿尤为不便。因此，澳大利亚公使馆始终没有放弃在市区寻觅一处适宜的房产，后来终于觅得位于遗爱祠71号李家花园（今渝中区鹅岭公园）的一处别墅。此处与英国大使薛穆的官邸同在一园，相隔不远。1942年10月1日，公使馆与中央信托局签订了关于租赁遗爱祠71号处房产的合同，年底，便从南岸黄桷垭复兴村搬到了这里。艾格斯顿对新馆址相当满意，言称：“这座楼房位于城郊一处山上……，走路到外交部大概需要10分钟，然后再走10分钟就能到国民政府宣传部和新闻宾馆。我的工作主要是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