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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剧院建设的模式、问题与出路 　　当前大剧院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以2007年国家大剧院的投入运营为标志，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剧院建设风起云涌。据统计，2010年至2013年，全国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现代化、高标准的“大剧院”多达40家左右;根据各地公布的资料和计划，到2015年，全国大部分中小城市都将建设大剧院。[1]不仅一线城市“大剧院”云集，不少二、三线城市也投身这波“大剧院”建设浪潮中。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15年的报告，近三年来的剧场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0%左右，2015年新增剧场31个。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大剧院”是特指那些“体量庞大、设备豪华、造价不菲”的剧院――投资金额均在5亿元左右，剧院占地面积也多在7万平方米以上。[2]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当前中国的新建剧院，无不呈现出建筑规模越来越庞大、设计形态也越来越超前的特点。从多年前备受社会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到2015年由中国设计师马岩松设计的哈尔滨大剧院被评为“世界年度建筑”，[3]这些案例无疑都在说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其“大剧院”的建筑形态，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都显得超前 大剧院的兴起，其背后的动力自然是中国国内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快速提高。发展城市经济、改善城市面貌，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而大剧院，这样一种体现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属性的建筑形态，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完善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选。当这样一种强大的动力，一旦与文化部主导推动的“中国艺术节”等全国性展演要落地各个省的现实需求结合，就快速推进超大型的大剧院在各地建设的步伐。比如浙江省为承办2004年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投入34亿元建设场馆，其中33亿元用于20个主要场馆建设;经过2004年的“跃进”，如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桐乡、湖州等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大剧院。[4] 在这样一种内在动力之下，目前中国城市的大剧院集中体现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大剧院都具有超大规模外形与超前建筑形态。这种超大规模，不仅体现在剧院的占地面积，而且，这些剧院在城市的区位选择中往往与城市中心广场结合成为城市（或者新区）中心的空间模式。而在建筑形态上，当年国家大剧院因其奇特形状而引起的巨大争议逐渐被消化、被接受以后，各地大剧院的建设，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即将2～3个演出场所包裹进一个带有寓意的形状中。比如说杭州大剧院的外形如同“明月戏珠”，绍兴大剧院的外形如同“乌篷船”等――用形象的术语来说，就是给剧场“穿外套”。[5] 其次，大剧院不仅是政府推动的超大规模建筑，也是政府主办的文化事业单位。目前，全国的大剧院运营主体一般都是文化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运营上则享有高额政府补贴。比如2015年山东省文化工作会议公布的数字显示：“济南省会大剧院每年财政补贴1313万元，青岛大剧院每年财政补贴2795万元，烟台大剧院每年财政补贴1500万元，潍坊大剧院每年财政补贴2000万元。”[6] 客观上来说，这些形态各异的剧院，确实快速提升了城市形象。那些常常与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并置的大剧院，如天津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等，无不成为在地城市居民的广场花园。但在大剧院建设高歌猛进地改造着城市面貌的同时，剧院空置的问题日益显著――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演出场馆发展报告》，2015年全国专业剧场的年均演出场次为55场 因而，事实上，这些正在成长为城市新地标的剧院，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大多只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筑;而高空置率与高补贴之间的强烈反差带来的消耗公共财政的强烈印象，也让大剧院屡屡遭到公共舆论的诟病。确实，我们现在是一边建剧院，一边感慨剧院空置;而大剧院这样动辄几亿的建筑以及维持运营的高额费用，一定是牵动着各种深刻的利益纠缠 客观地说，剧院，当然不应该仅仅是城市的一个地理坐标，它对于城市文化的发展的作用，也当然不能停留在城市建筑形态的现代风貌上。剧院，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最为重要的，是其自身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演出市场中，不断创造出和这个城市的观众人群相关的演出，引导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塑造城市的文化感觉。今天，我们去欧洲也好，去美国也好，看到某某剧场，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感慨它醇厚的文化底蕴，其实，那醇厚的底蕴，无非是在这剧场曾经演出过的那些著名的、甚至带有传奇性的演出，积淀在剧场中留下的光泽。演出，是即时性的，但关于演出的记忆，关于演出的言说，关于演出的故事，却是绵长的。正是那些积淀在人们心中对于演出的记忆，成就了剧场中的光彩，也让这些剧场当之无愧地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7] 因此，如果从功能的角度去看，剧院，应该是属于演出行业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理想的角度去思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