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文选背景常识.doc

历史文选背景知识 《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二十卷，唐刘知几撰。 《史通》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凡三十六，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最后附以《自叙》。其中《体统》、《纰缪》、《弘张》三篇，在宋修《新唐书》前已经亡佚。外篇凡十三，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其中与内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作者成书前的读史札记。虽谨严稍逊，而议论广泛，更能表现作者的史学观点。 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刘知几首先注意过去史论的体例得失。《史通》把以往史体归纳为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其他为“杂著”，并将“杂著”分为“偏纪”、“小录”等十流（《杂述》）。其次，《史通》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如叙事烦芜、体例乖缪、史实无根、撰注不实、徇情曲笔、因习模拟等等弊端。刘知几对史家把迷信和史实相混淆也力加反对，以为神仙鬼怪、图谶寓言、穿凿附会的记载都不宜入史。最后，刘知几强调史书是严肃淳朴的作品，文史应该分途（《核才》）。 但是，在刘知几自负甚高的“史识”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疑古》、《惑经》二篇虽有力地揭发了古史记载的虚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对所谓篡夺叛逆等行为的愤懑；《采撰》、《载文》等篇虽力斥浮夸厚诬的记载，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观更接近于唐代的儒家学说。另外，刘氏虽然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影响，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实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版本颇多，其中以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此外，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据明张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选自《史通》卷一，原列《内篇》第一。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历史著作体裁的变迁史。他把相传是孔子编定的《尚书》和《春秋》，由“经”降为“史”；把断代为史的《左传》和《汉书》，由解《春秋》、续《史记》的普通著作升为史家必须“祖述”的范本，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创见。 《二体》，选自《史通》卷二，原列《内篇》第二。作者以《春秋》（实指《左传》）和《史记》为例，比较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认为它们互有长短，不可偏废，但只有用它们来表现断代史，才算完美。所以，他特别推崇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通典》是我国留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计二百卷，唐杜佑撰。 《通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历代典章制度的首要地位加以叙述，这是杜佑的首创。同时，《通典》对于有史以来的赋役制度、官僚制度、封建礼乐、兵制、刑法、政治地理、对外关系等，都能每事以类相从，分门析目，原始述终。对于历代制度的沿革废置，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代表人物的议论得失，也无不备载。面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横、皇权旁落、官吏腐败的局面，杜佑以为收拾的办法，还在于“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自序》）。因此在《通典》二百卷中，继续历代吉、嘉、宾、军、凶五礼的部分，即达一百卷之多。 历代史家对《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纲领宏大，包罗丰富，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是研究唐以前掌故的渊海。这些评价除有其历史理由外，只着眼于编纂形式，是片面的。但《通典》系统地记录了历代典章制度，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历史著作的编选开辟了一个新途径；特别是作者一反过去史学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把经济史的叙述放到历代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强调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才谈得上“行教化”，促使国家“致治”（《自序》），这就显示出某些封建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在深化，并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究竟由于这种体例只是首创，即使从编纂形式上看，也难免有不少缺点。元马端临就曾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文献通考·自序》）。由于作者从维护封建礼教观点出发，对“礼”的沿革和种种解说，记述尤其繁冗。其中虽详细搜录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别有重要价值，但通观全书，总不免详略失当。《通典》作为后代史家所批评的，在于《兵》的部分；单记兵法，甚至火鸟、火兽等亦一一备载，对于研究科学技术史或为有用史料，而对于研究军事史和社会史都甚重要的兵制沿革，反无记录。但对于历代的“兵”，加以专门研究，则从《通典》开始。 《通典》历代刻本甚多，现在通行的是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据清乾隆间重刻本影印的《十通》本，附有四角号码检字和分类的索引，颇便学者。 《田制》，节选自《通典》卷一、二《食货门》。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本篇就是均田制兴亡存废的全过程的系统记录。除了备载历代关于均田的法令而外，作者还注意搜录法令实施情况的材料。这就使我们看到，均田制的出现，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