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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飘满红罂粟(创作谈) 　　2009年底，我对自己的写作突然产生了怀疑。说突然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它是由来已久的，一股不自信、自我反对甚至自我鄙夷的暗流从写作伊始就翻涌在我的构思和行文中，终于毫无征兆又无可挽救地爆发了。其时，我已在三十余家刊物发表小说六十余万字，刊物风格和编辑旨趣不尽相同，我想这应该算是某种程度的承认。但我发现，这样写下去一点用处也没有。尽管文字上力图避免自我复制并且做到了，想象力似乎不过于欠缺，也基本上能观察世界和体察生活，以一种虽称不上独特但毕竟个性化的方式在书写，但是给自己的感觉仍然是――我的写作不过像是在封闭的玻璃柜里跳舞，能看到那反射出的幻影只是我自己。我的文字对他人和社会是没有价值的。既然如此，我就想不到还有什么支持自己非继续制造垃圾不可的理由了 而且我向来无法克服一种观点：小说终究是一种末技，至少相对于哲学和神学而言。所有务实的自然科学对社会的贡献都可能远胜于它。即使文艺如人们说的能够影响世界，但为何不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于是我决定在彻底放弃之前先停笔一段时间。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习惯性自我蒙蔽的又一迂回策略。几年的写作下来，我已被迫养成一个可怕的顽固积习，写作成为唯一的思考方式了。在单纯的阅读中，思考已经很难自我实现。我思故我在，那么我必须写作 停了半年之久，我得出一个不太可靠又似乎过于简单的结论：自我怀疑源自题材的选取。我囿于现时生态之中，写出的一些看似有想象力、从侧面折射某种价值观和社会生态、携带着象征和隐喻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情感（甚至只是小情小绪）的宣泄；编造的故事看似没有脱离真实的轨道，却恰恰因此显得无比虚假，而绝非真正的虚构 面对这个无法自证的结论，我很无奈。即使我的认识是正确的，当尝试着放开眼光来看待世界、时代和历史，我只能发现事实有些悲哀，我尚未亲历过任何大的社会事件。八十年代初期我生于皖南的一个小山村，自小接受滴水不漏的正统红色教育，在十八岁之前按部就班成长，然后和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改革同时起跑，成为试验品和一定程度上（如今似已被证明）的牺牲品。我高考时，恰逢扩招开始；大学毕业，国家启动工作不包分配政策；可以独立生存时，房价迅猛飙涨。但这些并不能算遭逢了什么社会事件，而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自己能描摹好当下的生态。它表象简单，深层的原委却太过复杂。如果我想描绘一个身处其中的真实社会，它也许正是我应该暂时回避的领域――以待来日，拉开时空的距离，等有什么积累和沉淀下来。那么，我该怎么办？ 2003年“非典”，我穿梭在各个城市应聘工作。我的大学里虽然也设置了隔离室，但自始至终没听说有人进入过。就像距此已过两年的美国“911事件”一样，它们除掉给我们饭后谈资，和莫名的不该有的兴奋之外，再无其他情愫掺入其中并潜移默化渗入心底。似乎与我无关 因为受到思考欲求的挤压，当2010年秋初，我根据那个结论不得不再次提笔写作时，我决定将目光放置到近代史当中。我想，在历史和社会事件中的缺席、无从寻觅现场感、经历的匮乏有时不见得是坏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保证从现实生活中较为完整地脱笼而出。关注目标会更为单一，不受现时影响，也因此可以更为纯粹和深入――这至少是一种理想。我用去四年时间，写了一个近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时间主要集中于1951年至1969年，但前后辐射到“义和团”与二十一世纪。这四年是我写作以来最快乐也最自我的时光。一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在文字的左冲右突中得到了极端化的呈现。我给自己确立的写作风格是，脱缰野马般奔突，天外飞仙般虚妄，扬汤止沸般精彩，釜底抽薪般冷酷，力图创造某种曲径通幽、循环往复、毫无所指却非此不可的魔鬼幻象。我没有游走在历史的边缘，而是直接进入 长篇的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沉淀。它至少让我由此确立私人化的写作观：小说是历史的回声 时间流转到2015年夏天，一个偶然机缘让我开始接触到非典后遗症患者。非典已经远去十二年，似乎已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但社会的各个角落里还存在着一些人，他们仍然背负着非典的伤害，踽踽走在孤独、悲苦、被歧视的人生路上。似乎他们真的只是一场人类瘟疫的摧残对象而已，只配在趾高气扬前行的时代巨轮下被无情地碾压、抛弃和遗忘。我们是否缺少反思？那场瘟疫除掉在墓碑阵中添加了许多姓名和为数不少的后遗症群体，它又带来了什么改变？我因此写了《糖皮质》。我必须为身处的历史和时代做点什么，哪怕是借助最无力的文字。我从不奢望改变什么，只想在文字上提供一份记忆 对于我的写作理念来说，《糖皮质》功不可没。它把长篇向我展露的写作豁口进一步加深、拉长。我也因之能逐渐清晰地把握自己的写作脉络，经由在虚假的现实中进行虚假的虚构，回溯到历史的时空中，然后重新腾挪至我生活的当下，而这个全新的当下已经具有拨开云雾的真实感。像一个以古为学的人，在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