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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公平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产权基础

论农民公平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产权基础   内容提要:农民公平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要求他们能够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要求农民拥有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因为没有高质量的权利,就没足够多的收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历史趋势、对这个趋势的实证研究和有关稀缺产权公共领域演变的经济绩效的理论研究证明,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不但可以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绩效,而且能够激励各个主体的生产性行为,有利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因此,赋予农民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是合理的、高效的、正当的 关键词:土地增值收益;产权公共领域;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77-04 DOI:10.13483/j.cnki.kfyj.2015.03.017 一、引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其中农民问题即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问题并不是指农民绝对收入低,而是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和农民相对于非农民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近年来,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党中央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也多次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公平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如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提高农民经营农业的收入、发展城镇化、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发展现代化农业及特色农业等。但本质上,农民收入低源自农民来自土地生产要素的收入低,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增加农民的土地收入人手 产权经济学认为没有权利就没有收益,收益权不是一种独立的产权项。一个完整的产权项包括权能和权益两个要素,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产权项。权能是主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权利,权益是主体行使权能的收益。所以,要想增加主体的收益,必须增加主体的权利即相应的权能。就我国农村土地和农民收入来讲,要想增加农民来自土地的收益,必须给予农民相应的土地权利。事实上,简要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加的历史就会发现,农民收入之所以增加,仅就土地而言,是因为先是赋予了农民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而后是赋予了农民在农业用地范围之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权。考虑到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其原因也是因为赋予了农民完整的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必须增加农民的土地权利。但是,并不是增加农民的权利就一定会增加的农民的收益。只有将相对稀缺的产权赋予农民所有,才能增加农民的收益。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而言,最为稀缺的产权是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这种农村土地产权相对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对农业用地的需求而言,是我国农村土地诸产权中最为稀缺的产权,所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应该把该项权利赋予农民所有。但是,不能仅因为农民收入低就将此项权利界定给农民所有,那么,这么做的合理性是什么呢? 二、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的历史基础 通过研究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寻找农民获得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流转权的依据,原因有两个:(1)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变迁,而任何制度变迁都存在路径依赖特征;(2)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非常明显,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因此,历史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我们清楚了解为什么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村家庭所有是合理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实施了农村土地权能项皆归农民所有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所有权的交易权、使用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权皆归农村家庭所有,农村土地私有制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效率还没有得到充分检验时,我国迅速展开了农村土地产权集体化运动,农民的土地产权被迅速剥夺,1956年11月底全国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村家庭达96%,农民土地私有制便被彻底取代。随后,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之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产权项都转移到人民公社之中,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人民公社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持续的1978年改革开放,在这一期间农民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非常少,而在这一期间农民的贫穷也是有目共睹。1978年12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再次发生重大变革,1983年末,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9%。此后,随着政府不断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不断完善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法律法规,2000年之后农村土地流转权逐步回归农民所有,到2008年承诺农民拥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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