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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有关问题 财产权是宪法中的概念,同时也是民法中的概念,但两者有不同的性质。宪法中的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是民法财产权的前概念。财产权首先是一项宪法权利,因而财产法律制度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若宪法不把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确认,民法就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财产权的作用。宪法财产权防范来自共权力的侵犯,民法财产权防范来自平等民事主体的侵犯。民法中的权利更多地指向利益因素,而宪法中的权利则指涉主体的某种资格。概括地说,宪法财产权保护所有公民,民法财产权保护有产者宪法中的财产权不明确地指向具体的客体,一个人并不因为不拥有财产而丧失宪法上取得、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资格。在宪法中,财产权属于人权,是“针对国家享有的”一项公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为国家权力所不能不当侵害的一种权利,直接地反映了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是普遍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法中的财产权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表现,有明确、具体的权利客体,具有可转让性、可分割性和可依法剥夺性等。对于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来说,民法上的财产权是不存在的公民的经济、社会自由等要求,构成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法价值体系的根本,其中特别是经济自由更是成为近代国家的基础。而在这一系列的权利和自由中,财产权是核心。统览现今世界各国宪法,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都有关于财产权的规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各国宪法中并没有关于财产权内容的规定,宪法中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财产权的内容需要由普通法律加以进一步的具体化。例如,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之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期适合于公共之福祉。反观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可以发现,宪法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法律相较于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之功能。但是,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该规定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所保护的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是为法律所规定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也就是说,法律相比较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和继承权,具有内容形成的功效。而且,就宪法中所规定的财产权和私法中所规定的财产权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权利来源,因而也是后者的制定依据,只要普通立法对财产权的内容形成不违反基本的宪法原理,即不构成对财产权的不合理限制,那么,它所确立的财产权内容就应当被当作为宪法中财产权的实质性内涵所在。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与财产权有关的内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规定对土地这种财产权客体不仅可以征用，而且可以征收，并且要给予补偿；二是规定以财产私有制为存在基础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对其的方针，在过去的“引导、监督、管理”基础上，增加了“鼓励、支持”，表明政策取向上由限制开始向推动其发展的方向转变，由此也就为私有财产以生活资料为主向生产资料的转变及私有财产的功能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变奠定了法律基础；三是对公民私有财产采取概括的方式加以确认并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使得确认私有财产的宪法规范与过去相比较有了一定的完善。特别是关于依法征用或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应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及时地回应了公民加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诉求，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做了较完善的规定, 但并没有改变该规定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 仍然将其放在第一章总纲部分, 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因此应建议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纳入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 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更加完善，增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力度。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第三款也规定了征用补偿条款: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显而易见, 与许多国家宪法相关规定相比, 我国宪法确定的征用补偿条款比较简单和笼统,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没有明确补偿的原则和标准其次, 应规定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一是要确立公众参与制度。在作决策时应采用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 以保证征收征用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二是要规定征收征用的法定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及监督原则。三是要规定对因征收征用发生的纠纷实行事先救济, 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有异议的, 征收行为的执行应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最后裁决之后, 并可规定此类行政诉讼实行简易程序。 　考察中国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宪法倾向于保护所有权，并且一直将财产权的条款放在宪法的“总纲”部分，与经济基本制度放在一块，虽然保护所有权的倾向在 2004年得到了修正，但是，财产权条款仍然没有摆脱隶属于“总纲”的格局，这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