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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拓展双语词典批评领域的思考 姜治文 文 军 希宁·伯根霍德斯和斯范·塔鲁Heaning Bergenholds and Svan Tarp在其著作中（1995）将词典学理论（metalexicography）分为三个分支：使用者研究(user research)、词典批评(dictionary criticism)和对词典的系统研究(systematic dictionary research)。此中，他们将三者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国解放后双语词典的评论，自《翻译通报》发表《对〈综合英汉大词典〉的一点意见》（1951.Vol.2, No.6）( 见“双语辞典学及国外辞典学论文索引”（1949-1995），广外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以来，迄今已是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多年来，我国已发表关于双语词典评论方面的论文250余篇（这还不包括许多报纸上的评论文章）统计依据：1同①；2《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1911-1989），上海辞书学会、辞书研究室编辑部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其内容颇为丰富：有对某词典的介绍，有对已出辞书的商榷，有对拟编新类型词典的构想，有对同类词典的比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语辞书界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对“王同忆现象”的批判，对王主编的《英汉辞海》、《法汉科技词汇大全》等进行了透辟的分析与批评〖ZW()如《辞书研究》1994年第1期所载武原《评〈英汉辞海〉》，黄建华《从〈法汉科技词汇大全〉谈劣质大词典》等。弘扬了学术正气，树立了褒优惩劣的良好风气。 但是，综观双语词典的评论文章，像陈楚祥教授所著《词典评价标准十题》那种视野宽阔、理论凝炼的文章确乎不多见(见《辞书研究》1994年第1期。)大多数评论文章没能跳出技术性评论的圈子。 有鉴于此，我们以为拓展双语词典批评领域，增强词典批评的针对性、指导性，以充分发挥其批评导向作用，这是双语词典界的当务之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双语词典批评领域，以建立更臻客观全面的双语词典批评体系。 (一) 从词典编纂过程的角度，结合词典编纂动机、使用对象、词典宗旨、组织分工等对词典进行描写性评论。 这一部分主要涉及词典编纂过程，它包括从拟编一部词典的初始动因到完稿定稿的全过程。国外有人将之称为“词典工程”(dictionary project) (见 Practical Lexicography。)通常，它包含以下几方面： ①该词典工程的动机与依据 ②确定需要 ③初步计划 ④修改计划 ⑤准备样条 ⑥确定最终计划 ⑦词典的完成 ①涉及到编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从编者的动机看，大致可分“理想型”与“实际型”。所谓理想型，是指编者确乎出于责任感、使命感，欲填补词典领域空白，成就一番事业，为跨文化交流作一份贡献；“实际型”则指完全出于实用目的，或为评职称、或为获取酬劳，甚至出自沽名钓誉的心理而为之。当然，仅有主观愿望不行，它必须有相应的客观条件支持，这里的客观条件一指编者个人的条件，即编者的能力，一指社会条件，即出版的可能性。否则，即或编者愿望再崇高，最终只会是眼高手低；若不能出版，也只是废纸一堆。 ②“确定需要”指确定该词典的使用对象。我们知道，试图在一部词典中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都是靠各种不同类型的词典去解答的，确定词典的使用对象，就是确认词典宗旨，就是确定词典特色。 ③—⑥的“初步计划”到“确定最终计划”，涉及到开编前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和准备工作，这里的“计划”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确定使用者的前提下，对词典编写内容的一再修改确认，它包含编写宗旨、编写内容的遴选、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的确定(直至准备出足够参编者参照执行的“样条”)。这些工作，根据词典容量的大小，可以由主编一人完成，也可由主编会同相关人员讨论修改完成。“计划”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在有诸多参编人员时对词典编写的组织分工及词典编写进度的把握。 词典的编写计划(含义1)对词典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考虑全面与否，直接决定了词典的优劣。词目选择不当，体例稍有不统一，哪怕标点的疏漏，都会给词典造成直接的影响，即使编写过程中发现，要更改也麻烦无穷。而在词典史上，因词典编写计划不周而造成的遗憾最典型者，当数荷兰语词典WNT，它动工于1864年，据悉要本世纪末才能竣工。其症结就表示每换一位主编，编纂内容就作一次调整，结果弄得每次几乎推倒重来，费时费力 (见Dictionaries：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PP.227-228。)。计划(含义2)对词典的最终按时竣工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知道，词典当然不等同于新闻，一部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