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猎人》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docVIP

《荒野猎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 　　[摘要]本文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解读奥斯卡获奖影片《荒野猎人》的叙事结构及内涵意义。首先，在梳理影片人物之间的绾结以及错综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勾勒出影片的“行动元模型”。其次，应用改良后的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建构基于情、无情、非情、非无情四元对立的否定性符号方阵，分析影片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揭示了影片中蕴含的生命寓言 [关键词]《荒野猎人》；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符号方阵 《荒野猎人》是由亚利桑德罗2014至2015年间执导的一部电影作品。这是一部讲述美国建国之初西部发展的真实故事的影片，它一经面世便受到多方面的认可，先后在第73届金球奖和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多项大奖。该片于2016年3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票房两天过亿元，三天破2亿元，早早突破奥斯卡获奖影片在内地市场的票房纪录。一部成功的影片，除了给予观者视觉上的审美体验外，还应当为其带来心灵上的触动。而选择何种方式对《荒野猎人》进行解读，是理解影片主旨的关键 “结构主义”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本批评方法，它主张通过对文本的叙事结构分析，以达到阐明主题和挖掘深层意蕴的目的。格雷马斯认为，世界上的叙事作品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同作品的叙事结构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将叙事文本分为外显结构（或称语词层面）、表层结构（或称叙事层面）和深层结构（或称深层层面），[1]并引入“行动元模型”和“符号方阵”作为分析文本的工具。本文将运用“行动元模型”和“符号方阵”，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对《荒野猎人》进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解读与阐释，剖析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意义的关系 一、《荒野猎人》中的“行动元模型”勾勒 行动元模型是格雷马斯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成果，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来自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和“行动范畴”概念。普罗普认为，人物的“功能”是构成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不论由谁、以何种方式实现，它永远是故事中不变的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总结与分析，提炼了七种行动范畴。[2]但普罗普只是单纯地对人物角色进行分类，没能考察“行动范畴”之间的互动方式及其对文本意义生产的作用。格雷马斯更加关注文本中各行动元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简化、重组了普罗普的七个行动范畴，构建了由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组成的行动元模型。行动元模型中主体渴望得到某物或达到某种状态，客体则代表着被主体渴望的物或状态；辅助者对主体欲望起到促进作用，反对者则起到阻碍作用；而发送者与接受者则关系到客体的存在方式及最终归宿。[3]通过构建行动元模型可以看出文本的叙事脉络，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本的表层主题含义 影片展现的关于复仇与生存的故事，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纷争冲突，更关涉人性的丰富内涵与外延。休“复仇”则是支撑格拉斯战胜死亡、穿越荒野的原动力，是文本的核心元素。因此，格拉斯和“复仇”就分别居于行动元模型的主体位置和客体位置。格拉斯在途中偶遇同样背负失去亲人痛苦的波尼族人。波尼族人邀请格拉斯乘马同行，帮助他躲过暴风雪，并为其治疗伤口。队长亨利在得知格拉斯可能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前去救援；发现菲茨杰拉德逃跑后，又与格拉斯一同前去追捕。可以将波尼族人和亨利在行动元模型中看作是辅助者的角色。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里族的追杀，让主人公多次身陷险境，复仇的目标也因此可能随时落空，二者充当了行动元模型中的反对者。儿子霍克被杀，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亲情关系受到破坏，格拉斯产生了复仇的欲望，因此他也是行动元模型中的发送者。而菲茨杰拉德作为杀人凶手、复仇的对象，理所当然地成为行动元模型中的接受者。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该影片的行动元模型：主体――格拉斯；客体――复仇；辅助者――波尼族人、亨利；反对者――自然环境、里族；发送者――格拉斯；接受者――菲茨杰拉德 通过对《荒野猎人》的“行动元模型”的建构，我们能够看到影片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丰沛――父亲格拉斯既有舐犊之情，又有失去亲人后的复仇怒火；菲茨杰拉德既有自私自利的丑陋行径，又有时代赋予他的悲剧――处于社会底层，为生活苦苦挣扎，而过去的悲惨经历让他从骨子深处仇视憎恨印第安人；而人性中的善、真、美则由队长亨利和波尼族人体现，如救治格拉斯，为他疗伤，助其复仇；里族人身上则更多地展现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冷酷无情的杀手，另一方面又饱受白人的欺骗和压榨。我们在影片中还看到了人物生存意志的坚强与坚韧，以及由情感驱动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 二、《荒野猎人》中“符号方阵”排列 为了从文本的表层结构进入深层结构，进一步挖掘电影的深层意义，本文将通过使用符号方阵来完成对文本的叙事结构及意义生成与呈现的研究。“符号方阵”首先由格雷马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