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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统的视角看中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差异 　　摘 要： 在古代，中国的道德教育主要表现为政治伦理合一性的特点，西方的道德教育主要表现为宗教伦理合一性的特点。中西方道德教育的明显差异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从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有利于德育的开展并取得效果，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的文化支撑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德育工作的文化渗透 关键词： 道德教育 家国同构 三位一体 宗教权威 中国的传统德育尤其是古代德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伦理合一性。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历朝历代学者的学说都认为政治和道德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修己以安百姓”反映了孔子“为政以德”、道德教育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孟子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仁政”思想。汉代的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更加强调把德育和政治结合起来，提出“德治要靠教化”的观点，并概括和揭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内涵。儒家从孔子就开始提倡的“内圣外王”思想显然把出仕做官看成了道德教育的最高追求，可见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一直传承政治伦理合一性这一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古代，道德服务于政治，政治是道德的目的 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宗教伦理合一性。《圣经》中有“摩西十诫”的说法，就是除了耶和华，不允许拜其他神;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禁止妄称耶和华名;必须守安息日为圣日;必须孝敬父母;禁止杀人;禁止奸淫;禁止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这十条戒律既是宗教教义的内容，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古代的学校道德教育就是一种宗教化的学校德育，”自有学校教育以来到18世纪中叶，学校中都几乎奉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就是学校德育的同义词”[1]。我们认为，在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宗教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 从表面上看，中西方古代道德教育内容明显不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因何在？这里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传统的原因 一、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 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维持“家国同构”的特点，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进而促使了道德教育中“三位一体”的稳固的教育模式的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决定了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中国古代社会，父家长在维系家族稳定中起核心作用，家族中晚辈对家长的“孝”成为必然的义务。君主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起核心作用，臣名对君主的“忠”也是应尽的义务。从表面上看，“孝”、“忠”并不相关，“孝”属于伦理范畴，“忠”则属于政治范畴。“孝”针对的是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里的个人，是一种态度，强调晚辈对长辈要恭敬顺从，发挥着维系家族情感、调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功能。“忠”则针对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之下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也是一种态度，强调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忠诚服从，起着维护政治统治、协调等级关系的作用，但实际上两者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中国古代家族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本质联系的集中概括。《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步骤同样强调：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极为明显地反映了政治和亲缘的高度结合。天子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主人，又是所有家族的领导者，亲缘上的大宗。由此，原来仅仅在家族中体现的“孝”的功能便由家族延伸到整个社会，原先用来“事父母”的孝道成为统治国家，维护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忠诚于他们。《孝经》里提倡行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而使孝顺亲人与忠于君主相通，管理家族与治理国家相通，论语里也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于家国同构，在齐家到治国的过程中，将孝顺亲人的家族宗法伦理感情自然而顺利地过渡并转化成了对君主国家服从忠诚的政治理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使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失于无形 （二）“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使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效果显著。传统道德教育认为家族、学校和社会在个体道德品质培养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道德的发展，又由于家国是同构的，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感化为纽带，成功实现了家族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三者密切联系的“三位一体”德育模式 1.家族通过“孝道”的遵守强化道德观念。儒家强调行孝，其根本目的是以孝来治家，进而以孝来治国。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父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