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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与治理对策研究 　　摘要：在出台了八项规定之后，公款吃喝表面来看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外部监督缺位，相关制度不合理， 政府官员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非正式组织等因素的影响，公款吃喝并未得到根治。通过信息公开，利用数据化的监督手段，完善相关制度，增大官员公款吃喝的成本，扭转不正的官场文化等措施，可有效解决公款吃喝这一顽疾 关键词：公款吃喝 信息公开 数据化监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5-0000-00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5年4月刊发文章称：2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09起、处理2076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228人，违规公款吃喝2月较1月上升了2989%。2013年发生了9起违规公款吃喝导致官员醉死事件，2014年发生了13起，2015年发生12起，其中以黑龙江省原副省长付晓光事件和湖南永州李春燕事件影响最为恶劣。这一次次由公款吃喝引发的事件，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腐化着社会肌体。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下，政府官员还敢顶风作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顽疾？ 一、公款吃喝的主要形式与危害 （一）八项规定以后公款吃喝的主要形式 1.现金支付，发票化整为零 在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只要是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能够报账的基本都是开具发票或者采取记账的方式，积累到一定金额之后再统一支付。在开具发票时，会留下官员的姓名以及机关单位的名称。这在纪检委调查时提供了便利，每一次公款吃喝的单位，费用，消费项目，主要付款人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的官员找到了对策。首先是现金支付。每个单位都有“小金库”，利用现金支付可以有效避免透露个人信息和单位信息，给日后纪委的查处带来一定难度。其次是把发票化整为零。由于中央出台的规定对大吃大喝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在开具发票时，把一张较大消费金额的发票分解为几张数额较小的发票，在每张小发票上写上的时间也不一样 2.吃喝地点偏中心化、内部化 八项规定实施后，官员以前经常出入的高档会所成为了公众的监督与纪检部门检查的主要地方，一时间，这些高档会所门可罗雀。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公款吃喝的地点出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偏中心化，一个是内部化。首先是偏中心化，官员公款吃喝大多流向一些规模与档次比较低的酒店，这些酒店呈现出来一个地理位置的特点：远离市中心，位于城乡结合部。这些酒店表面朴实，但是，如果愿意出一定的资金，各种高端消费品一应俱全。第二个特点是通过食堂把公款吃喝内部化。这些食堂极尽奢华，高薪聘任厨师，为官员私人订制各种佳肴 3.酒店与官员达成默契，提供各种便利 酒店为了盈利，与官员达成了各种默契。在消费前，对各种消费品进行加工处理；在消费中，官员吃喝房间隐蔽化，严禁外来人员入内；在消费后，承诺购买高档礼品即可更换发票，大额发票化整为零。结账时，官员事先与酒店通气，轮流以个人名义，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如生日、调工资、发表文章等理由结账。大吃大喝回来后，再采取惯用的“变通”方法，将个人订餐费用发票报销，还钱给个人 （二）公款吃喝的危害 1.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公共资源浪费 行政管理支出，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谋取私利。而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业，如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却得不到足够的公共资源。这就使得资源的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下图是行政管理支出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虽然两者都处于增长状态，但是行政管理支出远远高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增加，挤占了公共资源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份额，政府部门对公共资源无限制的掠夺，最终导致了“公地悲剧”的局面[1] 2.违背社会公平正义，降低政府公信力 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述了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又称为自由的平等原则，即每一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于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政府官员依靠手中的特权，毫无节制的公款吃喝，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安排；对于政府公款吃喝的具体情况，公众的知情权等基本权利未得到保障；这种不平等未给社会公众即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利益。这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方向是相悖的，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公信力，甚至不断侵蚀着政治系统的根基 3.腐化社会肌体 公款吃喝之风极易泛化为一种“桌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