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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歌妓对宋词的传播影响 　　摘 要：宋朝是词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歌妓人数众多，她们对宋词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而歌妓生活是宋词创作的题材之一，歌妓是宋词的传播者，有些歌妓还是宋词的创作者，他们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也使宋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扩展 关键词：歌妓；宋词；传播；创作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16-01 宋词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以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丰神，与唐诗元曲争奇斗妍。词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通过演唱得以广泛传播，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宋人称之为“歌词”、“乐章”、“乐府”或“倚声”，可见词与音乐的关系之密切。由于在宋朝，词首先是以音乐作品的面貌展现于世，因此词的口头传唱成为很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而在众多的口头传唱者中，歌妓又无疑是最为特别而又重要的存在 一般而言，在歌曲流行的社会过程中，有五个基本环节――（词人的）歌词，（作曲家的）音乐，（歌手的）表演，（机构的）　传播，（歌众的）传唱――它们合力作用环环相扣，才能造就一首歌曲的流行。当词与演唱者的风格达到完美契合点时，往往能将歌手的知名度和词的流传度都推到顶峰，二者的互惠关系达到最大值。在古代，尤其是宋代，词的发展已达到全盛阶段，唱词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活动，“听词”更是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大多数宋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看来，听词既是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对艺术的欣赏。据高晦叟《席珍放谈》记载，晏殊曾经“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按歌舞，以相娱乐”。同时，作为源自民间的一种文艺，词的演唱不仅为上层社会人士所喜爱，更在广大市井百姓中又有了巨大市场 随着演唱艺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审美观念的变化，宋朝出现了独重女声的现象。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女性歌者演唱清美柔婉的新词，曼声促节，很能使广大听众在精神上获得一定的满足，因其既能满足社会上层人士审美的文化需要，也能适合民间世俗享乐的需求，遂成为宋人文化生活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歌妓的出现，突破了封建伦理道德束缚，把女性柔丽、纤婉的天性美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利用“小词”这一感情细腻的载体，充分地把一种曲折微妙的心理畅快地宣泄出来，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思恋闺怨，更扩大到对社会的不满、制度的质疑甚至是人生的思考，这样广阔的词曲内容，也使得词的存在意义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歌妓演唱，是为取悦于人，调节活跃气氛，总是唱陈词滥调，会缺乏吸引力，因而歌妓在演唱时会尽可能地选唱新词。宋词中不时地提到此点：“别翻舞袖按新词。”“唱我新词，掩着面儿哭。”“催唱新词，不应频摇手。”宋人诗歌里也写到过类似的情形：“妓唱新填曲，僮分旋碾茶。” 因此，弹词歌词作为歌妓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渠道之一，也需要歌妓们不断创新改进，才能满足听者的需求从中获得收益。歌妓与文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天然的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关系，不仅使宋词得以迅速的传播，也使宋词的受众层开始发生变化，使之进一步深入到普通百姓中，形成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词　，歌妓们就失去了谋生工具，没有歌妓　，词便不能充分为人们所欣赏从而广泛传播。于是，歌妓与词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歌手与词曲作者的关系中，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当歌手的风格与词作者的创作风格相符时，歌手会更积极的向词作者索词，或者词作者也会主动为其创作，以形成歌者与词曲的最大契合，这样的作品也会受到更多人的欢迎。辐射到宋代歌妓与词人之间，最典型代表莫过于柳永。在北宋，　柳永名满天下，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百姓以及和尚道士，都有他的“追星族”，　连周边的西夏都是“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柳词”。对于歌妓来说，柳永的词更是倍受青睐：“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　”（《玉蝴蝶》）、“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如鱼水00》）。“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教坊乐工也“每得新腔，必求永为之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的词用普通市民阶层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来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和情事，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以及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同时他以平等的态度与歌妓相处，视她们如同知己，在与其相处当中萌发了一段段真挚感情：相见时欢快无比，如胶似漆；离别时难舍难分，黯然神伤，并把这段情感用词的形式表达出来。文迪义《歌妓与柳永词的传播》一文中说到：“正因为柳词真切地表达了她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她们非常乐意地参与到作品的再创作中来。这样，一方面歌妓因演唱柳词得利之时保持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