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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摘 要：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词汇为建筑材料、语法为结构规范的一种符号系统。其中，词汇是最为敏感、最为活跃、最为涵义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汉语是汉文化的载体，它深深地印上了汉民族文化的烙印。学习汉语就意味着必须掌握汉文化。汉语学习者在具备初步的汉语基础知识之后，就应该注重汉语词汇文化因素的学习。这样，学习者才能更好地掌握汉语这门语言，才能更好地理解汉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观念 关键词：对外汉语；词汇；词义；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2 一、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习者掌握地道的汉语普通话，并能准确得体的用汉语进行交际。许多学生在交际中犯的错误不仅来源于语法，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汉语的词汇掌握有欠缺。如以下这样一个实例：“老师，这句话是您亲嘴对我说的。”这样的错误，在中国人看来一目了然，“亲口”和“亲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但是在留学生看来，“口”和“嘴”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两个同义语素所构成的词在词义上却相去甚远。这就是由于学习者在词汇的掌握上出现了偏误 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在《语言教学中的语言学》（1972） 里说： “如果没有语音和语法，还可以传达一点点信息； 但是如果没有词汇，那就不能传达任何信息。”中国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词汇教育的重要性做了详细论述：杨惠元先生从词汇教学与句法教学的关系角度提出“强化词语教学，淡化句法教学”的观点；齐春红先生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对词汇教学的关键作用进行了理论阐释，详细论述了词汇教学的特点与认知理据；胡明扬先生以语言的实质情况为视角，认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离开了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言。” 二、不同文化间词汇上的差异 胡明扬先生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7.1）中提出“如果认为语义等于概念，就会认为语义也具有普遍性，民族特色就被取消了，结果就会认为不同语言词语之间就语义而言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甚至是一一对应关系。事实上逻辑概念只反映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相对单纯的，而且是抽象的。”词汇作为语言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充分体现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2.1 词汇存在不对等现象 不同文化之间的词汇存在不对等现象，即某种事物或现象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概念词汇不能在别的民族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形式。例如：中国的阴阳五行、风水、京剧、红娘等在英文中就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是由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胡明扬先生将这些词汇分成了以下几类： 受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的语汇如梅雨、梯田、戈壁滩等； 受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语汇如豆包、旅社、旗袍、四合院、炕等；受特定社会和经济制度制约的语汇如步调一致、统一思想、大公无私、包产到户、良辰吉日等 2.2 概括方式和范围上的不同 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方式有差异，所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对词义的概括上其方式和范围也各不相同。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汉英亲属称谓语上的差异：汉语中“叔叔、伯伯、舅舅、姑父、姨夫”等等对于[+男性 +长辈] 这样的称呼划分细致，而在英语中只用一个“Uncle” 就可以概括。再比如中文中“打”在英文中的对应词语应该是“beat”，但是如果把“打牌”翻译成“beat cards”就是大错特错了。这就是因为词义的概括范围不同造成的 2.3 理据性差异 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具有任意性，也就是说在语言符号创制之初，一个语音所指称的意义完全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并无实质性的直接关联。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是语言社团中共同约定的，个人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是不可论证的。由于不同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的发展状况、民族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不同，因此不同民族在认识同一件事物并给予其称谓时，在词汇层面上会显示出不同的创造。这种理据性“并不等于词的意义，它只是指词的原始意义形成的依据，如何选择，这正是民族语言的特殊性在词汇方面的一种反映” （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M].上海外语教学出社，2006.）如：“black tea”和“红茶”前者更注重茶叶的颜色，而后者更注重茶汤的颜色 2.4 附加意义的差异 词汇意义包括词的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附加意义又包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