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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的现状及改善 　　摘 要：传统司法拍卖存在诸多诟病，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司法拍卖应运而生。在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较为主流的司法拍卖模式：“重庆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三种模式的现状，考察国外优秀立法例，挖掘目前网络司法拍卖的不足之处，从完善救济制度，强化沉淀资金管理，健全双轨网络司法拍卖等方面提出建议，希冀网络司法拍卖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司法拍卖；现状分析；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18-04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对于涉案资产的处置一直是人民法院执行最难的问题。民事司法，难在民事执行；民事执行，难在司法拍卖。目前而言，民商事案60%的生效判决都将进入到执行程序，针对可供执行的不动产，则主要是通过司法拍卖变现的[1]。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兑现，法院的公信力能否得到体现，都与民事执行有着莫大的关联。正如博克哈特.海斯教授所言，强制执行作为债权人利益上的程序，它服务于为债权人提供司法保障的目的[2]。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维护司法的尊严，应当有效率地完善强制执行程序 根据《人民法院报》统计的数据显示，传统的司法拍卖的流拍率高达29.7%。毋庸置疑，传统的司法拍卖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要。随着网络技术在我国迅速发展，一种崭新的执行模式――网络司法拍卖，渐渐在民事执行领域崭露头角。2015年2月26日，最高院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大司法拍卖方式改革力度，重点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模式。”[3] 网络司法拍卖作为一个新型词汇，目前研究还很少，难以对它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通过相关的文章和新闻报道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得出网络司法拍卖其实就是司法拍卖网络化的改革方式的一个简称。在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的网络司法拍卖模式，以重庆为代表的产权交易中心模式（简称重庆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模式（简称上海模式），和以浙江为代表的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模式（简称浙江模式）。立足于三种模式的合法性问题、制度的运行现状、模式的优点，笔者欲深层次挖掘网络司法拍卖尚不足的地方，就如何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网络司法拍卖实践现状考察 放眼目前的司法拍卖，我国内陆地区共有法院3474家，截止2015年555家法院开通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占总数的16%[4]。辽宁，天津，河南，上海，贵州，江苏，浙江等地的法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网络司法拍卖改革 下文将对我国主要存在的三种模式：重庆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进行概述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网络司法拍卖模式的不足提出建议，亮点进行肯定 （一）重庆模式 2004年3月19日，为了防止恶意串标、围标等不良行为，重庆市组建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中心”，希望能够在重庆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有产权交易平台。自引入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重交所”）这一第三方交易平台以来，司法拍卖取得了显著成果，拍卖成交率等指标比以往大幅上升。其中，巴南化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司法拍卖是改革以来绝对增值额最高项目，成交价6116.4877万元，增值率高达134.66% 重庆模式通过重交所这一第三方产权交易平台，在推行网络化的同时，带来了主体多元化，可谓是“改革派”。虽然重交所用电子竞价代替了传统的击槌成交，阻断了拍卖机构和法院的恶意串通，但是，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其中，重交所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呢？ 重交所是200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是一个集合了各类产权交易的综合性交易平台。首先，从性质上来看，它有事业单位和法人双层身份。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使得重庆模式的公正性、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其次，从它的职能来看，它既承担了拍卖公司的部分职能，又行使了法院收取保证金的职能。事实上，它本质仅仅是一个特殊的中介机构，并不实际承担拍卖工作。最后，从地位上来看，将其定位成私法授权行为或者公法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更为妥当。一方面，法院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主体，其执行行为并不由自己亲自实施，而是通过重交所在合同授权范围内实施法院的职责。另一方面，重交所为法院提供服务，进而获得对应利益 （二）上海模式 2010年，上海拍卖协会与上海拍卖行等一批沪上优秀拍卖企业合作，集中建成了“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网络同步拍卖信息系统”，它是上海首个网络拍卖系统[5]。2011年，经国家商务部、上海市政府验收，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网络同步拍卖信息系统被作为“部市合作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普及。截止到2014年12月底，该网络平台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