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农民对传统法律认同.doc

论中国古代农民对传统法律的认同 　　[摘 要]传统法律是封建国家对农民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封建国家的王法在明末清初前一直是农民认同的，但古代农民对传统法律的认同是以被动方式出现的，其所认同的法律在性质上不过是帝王之法，是本质上不平等之法，而造成古代农民对传统封建法制被动认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古代；农民；法律认同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96 ― 03 本文所指古代仅限于封建社会，即自秦朝以降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尽管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过了漫长时期，期间又经历诸多的分分合合，但其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并不妨碍从宏观上探讨古代农民阶层对封建国家法律认同的一般规律。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农民是生活在官僚的、封建的统治之下，其生活内容虽有怎样的变化或差异，仍不会妨碍我们指出其共同的若干特征。〔1〕 一、中国古代农民认同的法律及其性质 所谓法律认同，是指公众通过实践经验和理性对法律进行评判，对法律的企盼和需要，法律符合实践经验和理性的要求，顺应民众的期待、满足民众的需要后，民众认可法律和信任法律、愿意服从法律的过程。〔2〕中国古代官僚封建社会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漫长封建社会总是维持着相对稳定，除统治者统治策略之外，亦离不开占古代社会绝大部分的农民阶层对封建国家及传统法律的认同 传统封建法律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为其根本目的，大量存在“良贱异制，同罪不同罚”的规定，纵使有若干平等规定，也只是点缀与装饰而已，且古代法律所体现的公平在实践中也是狭窄的。如封建社会的代表唐朝，其统治者通过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方式，将贵族官僚特权法律化，以维护封建官僚体制，巩固专制统治基础 虽然中国古代农民认同的是体现平等观念的法律，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农民对良法的渴望不曾真正实现。因为古代封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手段”，“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调整器，另一方面又是特权者的保障书。”〔3〕中国古代农民所认同的法律实质是“上祗宝命，下临率土”皇帝一家之法，一言之法。正如管仲所言“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所谓“法自君出”，君主“口含天宪”，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制定、更改和废止法律，大有“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即是法”的意味。这亦说明在古代社会历史中有昏君、暴君，却从未有过违法之君的原因，因为君主高于法律，自然不会有君主违反法律之说 透过法律认同的表象以寻求其本质，看到的只有权力的影子，对法律的认同也只是对支撑法律背后的权力认同，抑或对封建帝王人治的认同。古代封建社会君主的心愿和愿望就是未来的国家根本法律，君主就是整个国家制度，一切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所做的或者人家要他做的，他讲的或者人家要他讲的，就是国家所做的和所想的。〔4〕总之，“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订立并维系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5〕因此在古代农民从于“君王之法”，君王从于“自立之法”的情况下，根本无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可言。在以权力为本位和君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法律必然要被置于次要地位，注定要成为权力的附庸品，注定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古代封建法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其极力使不平等合法化 二、中国古代农民对法律认同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历来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帝国更看重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些“法”既然是“王之法”，当然不是“民之法”，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6〕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要靠权力来维持，要靠权力来运行，要使农民认同不保障自己权利的法律，也要靠权力来实现。当然，农民也需要权力阶层来代表他们，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7〕 中国古代农民阶层对传统法律认同是以被动方式出现的。传统东方国家的法律价值追求之中包含着绝对的社会本位、义务本位的成分，在其控制之下，臣民甚至不能对法律进行议论和思考，只能盲目、绝对地服从。〔8〕古代农民阶层往往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视自己为法律客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主体。这也就导致了公众消极的守法性认同，缺乏参与性认同。〔9〕守法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古代农民群体因害怕法律制裁而消极守法不过是对法律被动认同之最低限度要求 法律的制定只有出自于人们的自由意志，才更能为人们所认同，更易为人们所遵守。然而，古代法律出自于专制君主之手，庶民对法的制定无法染指，这必然导致古代农民对统治者存在奴仆心理，缺乏像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识。农民阶层对国家政治参与程度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