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司法实践意义.docVIP

论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司法实践意义 　　摘 要 现行法律将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看似解决了对逃逸评价的问题，实则使实践界陷入“同罪不同罚”、“罪与非罪”、模糊处理、不良导向等尴尬境地。本文从公检法三家在处理该类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判断逃逸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时存在的盲点，分析造成上述尴尬境地的原因，进而破解难题――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厘清该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对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分别评价，可以解决理论界关于交通肇事罪故意与过失并存、突破共同犯罪理论的诟病。文章最后对交通肇事逃逸罪的设立提出立法建议，建议比照故意伤害罪，降低该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量刑幅度等 关键词 增设 交通肇事逃逸罪 司法实践 意义 作者简介：王鹏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316 一、“同案不同罚”之实践困境 案例一：于某在某市驾驶重型货车由南向北停在右侧机动车道与应急车道间，邱某醉酒驾驶小型轿车同方向行驶时与货车相撞，致使邱某死亡。事故发生后于某驾车逃逸，后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于某驾驶机动车占用车行道停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为主要责任，邱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为次要责任。经复核：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最终法院以于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二：吕某某驾驶重型货车行驶在某市道路上，适与吴某身体相撞，造成吴某死亡。经鉴定，吴某符合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死亡。经公安机关认定，吕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为全部责任；吴某为无责任。吕某某后被查获。最终法院以吕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案例中，前一个案例将逃逸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后一个案例将逃逸行为作为定罪情节予以考虑，且量刑的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二、“同案不同罚”之原因分析 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是准确的事实认定，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适用不存在争议，难点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即逃逸究竟是定罪的情节还是量刑的情节，说到底就是排除逃逸情节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依然构成交通肇事罪。对该问题的判断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具有不全面性 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处理现场，掌握的是最直接、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且交警是事故责任认定的专业人员，掌握专业知识，其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应该是最准确、最权威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在结合言词证据、现场勘验笔录、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等对交通队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审查时，发现事故责任的认定存在案情还原不全面的问题。在交通肇事逃逸类案件中，交警部门存在一个通常的做法，即仅凭逃逸即认定被告人负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其他的情节则不予考查。当然，不排除受客观情况的限制，存在肇事司机逃逸后，具体案情无法查清的情况，但是大部分案发现场还是会留有蛛丝马迹，例如肇事车辆的刹车痕、撞击地点、详细路况等。交通警察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直接认定具有逃逸情节的司机负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但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主责或全责并不等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主责或全责，刑事领域对责任认定的标准掌握的更加严格，注重考量肇事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是交警出于“不为”或“不能为”等原因，并不会做”无用功”，其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勘验笔录、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尽可能全面的还原事故真相，这就给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进一步认定埋下了隐患 （二）交通队认定事故责任的标准不统一 受诸多案外因素的影响。经了解，交警部门在做出责任认定时，除考虑事故现场的情况外，还会结合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属的情绪、有无信访苗头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这种工作方法在维护社会和谐、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时并无不妥，但是如果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则过于草率。例如，对于具有足额保险的肇事车辆，为了保障被害人家属得到尽可能多的补偿，交警部门在认定事故责任时，可能会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或主责，以利于保险理赔。但是如果将这种责任认定作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依据，则明显有失公允，影响罪与非罪的认定 （三）公诉机关的指控标准不统一 不同的公诉机关甚至同一公诉机关的不同公诉人对该类案件的指控标准不尽相同。对于案情类似的案件，有的将逃逸作为定罪情节，有的将逃逸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以两个交通肇事逃逸类案件为例，同样是机动车撞击行人后逃逸，行人死亡，肇事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基本案情，实践中，其中一位公诉人认为通常情况下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应负事故全部责任，逃逸为量刑情节，应在三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