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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的多棱镜 　　世界上没有哪个奖项像诺贝尔奖一样经营得这么成功，每年“开奖”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新闻。这得益于它丰厚的奖金，得益于一套相对合理的评奖机制，也得益于举办者是较少卷入国际利益纠纷、多数时候能保持客观中立的北欧小国，100余年来能保持评奖结果总体上的公正权威（尤其在自然科学奖方面）。在社会舆论上，诺贝尔奖则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判断依据――尽管在评价标准上，对和平奖与文学奖的异议乃至抨击经常出现。 文学评奖：意义在评选之外 中国作家何时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让国人焦虑已久的“世纪之问”终于随着莫言获奖而梦想成真。无论莫言所达到的文学水准究竟如何，“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这一殊荣（有报章称其为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此言不确，1938年的获奖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拥有当时的中国国籍），就足以让他在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篇章。中国文学在被该奖冷落百余年后，终于重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先要说一些煞风景的话。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文学评奖其实很难，尤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诺贝尔遗嘱语）。中国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说文学作品在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那里，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千差万别，很难如体育比赛一样判定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第一”或“最佳”。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之初，就有瑞典文学院院士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拒绝出任评委。哪位作家最后能摘冠诺贝尔，其中有着不小的偶然性，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其叫“获奖”，倒有点像“中奖”――这样说，绝不是出于“酸葡萄”心理。 全世界都愿意认真地关注这个“最高”奖项，是因为文学是人类情思、梦想和智慧最集中的领域，如果文学过于寂寞，说明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在这个快节奏的喧闹时代，文学越来越退居边缘。有这个每年都会成为世界新闻、文化大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会定期提醒我们的心灵不能干枯空虚，也不能总被文化快餐填满。该奖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指引和褒扬，是否真的评选出了“最佳”作家作品，笔者认为倒在其次。 官方反应：在政治与文学中平衡 文学是广延性极强的事物，诺贝尔文学奖在历史上又已形成超越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因此人们已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每一次评选结果。莫言获奖如一面镜子，照出各个方面、人物的不同表现和心态，这些表现和心态牵连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的神经。 首先是官方。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些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久已有之，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的获奖，挑衅了苏联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导向，都曾引起过苏联官方的激烈反应。而莫言获奖，中国作协和外交部都先后表达了对莫言的祝贺，认为获奖表明了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意义。 的确，莫言是对现实介入少、政治色彩不很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为乡土生活题材，以奔放的想象力而不是政治观念的犀利见长；他的言论、立场、行为历来与体制保持着融洽，他一直在军队、检察日报社等体制内单位供职，获得过国内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现在又正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职务。在需要正视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国内影响力、获奖者又能与体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有关方面对莫言的获奖表示肯定，允许境内媒体对此进行大规模、多方位的报道，这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当代文化主潮的明智态度。 莫言家乡的地方政府则满怀自豪感，市领导上门献花，全市挂庆贺条幅、鸣放鞭炮，随即扩大莫言文学馆、修缮莫言故居、种万亩红高粱供旅游等消息纷纷传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地方政府行为中“名人经济”开发的动机显然大于文化建设的诚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搭台、旅游经济唱戏是必然的思路。 文化界争议：思想价值的软肋 对莫言获奖讨论得最为热烈的是文化界。和想象中本土作家终于获奖、文化界为“圆梦”一片欢呼不同，不少文化名人在喜庆的总体社会氛围中表达了自己独立、冷峻的思考。在艺术水准上，文化批评家朱其研究员称“莫言在叙事上有才华，但在语言上不够精炼，在表现历史残酷上有些东方主义的奇情录”，并判定莫言作品为“县城文学”；画家武文建则称莫言的小说只不过是“不错的文化馆老师”水平。也许这些看法有点刻意标新立异、失之轻薄，毕竟著名评论家、作家否定莫言文学才华的声音很少见；而在关于莫言作品思想价值的讨论中，不少人秉持人文精神和学术良知，拿出了相当有分量的质疑和批评。 譬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宋家宏教授便称：“莫言是中国当下最具文学才华的优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过人的艺术感觉以及强大的文字的表现力，也不能说他没有批判意识，他的作品呈现出内在的反叛精神。自成名以来，二十多年里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几乎没有起伏和弱化的状态，这在他的同代作家中也是少见的。”但他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