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pdf

· 140 · 中外法史研究 十告九诬 ：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术 姚志伟 摘 要：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 “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 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 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 “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 “抓大放小”式的 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 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 告的风险降低 ，从而鼓励 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清代 诬告 诉讼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1—0140—10 与今天的诉讼相比，清代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 “无谎不成状”之 说，原告状纸一般都有虚张声势的特点，康熙时曾任汀州知府的王廷抡在告示中言：“尔民身历艰苦， 自当安分谋生，无如积习颓风，好争健讼，于本府莅任之始，纷纷具控，及至披阅情词，十无一实。”②这种 普遍性在判牍中也能体现出来，有学者对清代判牍中的诬告案件数量进行了统计，顺治年问的 《棘听 草》共收入判440件，其中诬妄类80件；康熙朝的 《纸上经纶》共收入判28件，属于诬告的有7件；雍正 年问的 《徐雨峰中丞勘语》中收判 102件，19件是诬告；乾隆朝的 《崇雅堂稿》中收判38件，有6件诬告 案；而光绪年间浙江会稽县知县在 《四西斋决事》中仅记录了38件判，属于诬告的竟然达到 16件之 多。⑨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清代的诬告现象会如此普遍呢?本文将从官府和百姓两个层面来进行 探讨。 一 、 诬告缘起：抓大放小式的司法治理模式 探寻诬告的缘起，应该考虑的是诬告行为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诬告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与清代司法 的体制性结构密切相关，在清代的司法体系中，一定有一些固定的结构诱发了诬告行为的普遍性。 清代官府在司法领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分类治理模式，即官府对司法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为命盗重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国家重建——东周法律变革新论”[项 目编号 (2o13)9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明清时 期中国司法构造及运作原理研究”(项 目编号 10AFX00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第5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广东省高等学 校 “千百十工程”的资助。 [作者简介]姚志伟，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 “核词须认本意”。参见(清)汪辉祖：《佐治药言 ·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22页。 ② (清)王廷抡：《临汀考言》卷 16，“檄示”。 ③ 参见高雁峰：《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民与法——以清代地方官判牍中的诬告案为中心》，载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华中师范大学 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2014年第 1期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14l· (刑事案件)和细故案件(民事案件)，然后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治理原则，命盗重案关系到集权秩序的 稳定，应该由官府牢牢控制，并按科层制原则处理。细故案件的处理则是细事，可以采用简约化治理原则。这 就是司法治理模式中的 “抓大放小”。⑨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 (一)放告与准驳 放告是诉讼的开端。所谓放告，是指官府每月 只有在特定 日期才受理百姓所告案件的一种诉讼 制度。对于放告的日期，清代律典中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相应 日期， 但基本做法大致相同。具体而言，有每月三六九 日放告的，④如康熙时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言：“凡告期 必以三六九 日为定。”也有以三八 日放告的，如清代 曾在 四川任县令的刘衡提到：“寻常案件 ，定于三八 被告 日当堂收呈，此外切勿滥收也。”还有只以三 日放告 日期的，王廷抡在临汀府作官时规定：“仰府属 军民人等……于本月二十三 日为始，每逢三 日期，许尔等赴府控告。”凹 放告制度十分透彻地反映了 “抓大放小”的原则，因为只有细故案件才受到放告 日的限制，而命盗 重案则不受此限制，百姓可以随时呈控。黄六鸿言：“凡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