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艺中的豪杰人物.doc

影视文艺中的英雄人物 影视文艺中的英雄人物 当文学创作自“８５新潮”之后，从“新英雄主义”思潮传承的改革文学、反思文学退潮，反英雄的“新写实”思潮涌起，文学愈加边缘化。而影视文艺及时充当了“讲述神话（英雄传奇）”的主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当代社会新型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价值的建构，显示出生产“主流化”与“共鸣”的超凡能力。一面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世俗化，另一面是影视艺术主导精神的脱俗化，这一“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彰显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龃龉与对峙，构成了世俗与理想、鄙陋与崇高、平庸与超越、沉沦与救赎、反英雄与英雄主义之间强劲的文化张力，让世纪之交的国人在迷惘失途之时翘首期冀未来。 难以“告别”的“革命英雄” 或许正是历史这一巨大的开放性文本将历史回瞻的目光再次接续，在８０年代“告别革命”的话语过后，革命英雄的幽灵在激情沉寂的大地上“春风吹又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成为９０年代以来“红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的影像序列中，有关革命历史表述与革命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影片，当推被誉为“主流电影”的《红色恋人》《国歌》《黄河绝恋》《我的１９１９》《英雄无语》等。同时，电视剧也“杨柳翻新枝”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制作了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兵张嘎》等。在权威意识形态强调整合力量，形塑国家／民族主体身份的时候，这一革命历史叙述成为关于历史或现实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９０年代以来有关革命历史的重述必定运用了新的表象与修辞，隐蔽着历史重新编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陈述。从“十七年”的“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到９０年代的“恋曲”（《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在叙事策略上必然与时俱进。儿女情与英雄气的结合使英雄与情色并行不悖，将英雄豪杰定义为刚柔兼济的人格典型；叙事视角由“全知叙事视角”向“多元叙事视角”转换，叙事修辞由国家／集体叙事向个人／情感叙事转换，“革命伦理”与“个人伦理”在“叙事伦理”的调停下得到了平衡。革命英雄终于走下了的神坛，亲近了平民百姓，形成观众接受心理上的认同感。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尤其是在当下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如何能够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２２集革命言情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部以革命历史／家庭为题材的剧作，将革命与怀旧的主题平行剪辑，在没有任何商业炒作的背景下悄然热播。该剧获同年“金鹰奖”，男女主角双双折桂。导演康洪雷把热播原因归为平民色彩和英雄主义。剧中革命军人石光荣演绎的革命战士的壮丽人生征服了观众。他身上铁血阳刚的英雄之气、对革命与国家的忠诚、理想信念的坚定所体现的崇高的美、超越的美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电视剧的艺术表现之中，成为观众自我观照的审美之镜。 在这一时期，塑造当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影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等等，也在回答当下的紧迫性问题——要平庸主义还是要英雄主义？是躲避崇高还是追求崇高？这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存亡的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而绝不仅仅是文艺问题。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英雄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拼搏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建构起“当代英雄”的理想模式。 永不退场的“武侠英雄” １９９０年，何平导演的影片《双旗镇刀客》横空出世，成为电影想象和虚构英雄神话的开始。几年之后，李安携《卧虎藏龙》一举夺得奥斯卡奖。其后张艺谋炮制了巨片《英雄》，创造了中国投资最高打破票房最高记录的双高奇迹。几乎与此同时，何平再次披挂上阵，耗费一亿巨资打造了《天地英雄》。另有港台被称为９０年代“新武侠电影”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笑傲江湖》系列、《东邪西毒》、《水浒传之英雄本色》等纷纷登场。电视圈也不甘示弱，４０集《笑傲江湖》、４２集《射雕英雄传》一次次掀起炙热的收视风潮。９０年代的影视艺术家通过武侠片将英雄的主题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时间，刀光剑影、正邪纷争，滚滚英雄豪情充塞于各大院线与百姓荧屏。在这些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艺术品中，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古老的历史题材被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国人身上潜藏的英雄情结在世纪末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金庸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侠肝义胆的背后深蕴着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武侠文艺从边缘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主流话语。 没有英雄也就没有武侠文艺。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武侠英雄，也没有“江湖”可供侠客自由浪迹，人们所拥有的似乎只有平常而又平凡的“烦恼人生”。武侠影视剧对英雄的深情呼唤，是关于英雄的幻梦，是对现实的一种“想像性的解决办法”——在想像中挑战人的身体及意志力极限，使人从现实的重重困缚中超拔出来的大浪漫。这一凭想像催生的武侠英雄神话，是在符号中游戏、在想像界撒野，使国人被压抑的激情在狂欢节式的英雄庆典中勃勃喷发。武侠文艺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