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西思惟形式的差异与互渗 转贴中医与哲学 2008.docVIP

谈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与互渗 转贴中医与哲学 2008-09-28 16:36:44 阅读1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朱元琼 (贵州大学哲学系，贵州贵阳550025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他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即心性是天所赋予的，所以知性也就是知天。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表述。后来，儒学学者在(易传)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花卦·文部)。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阐述。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也确认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性。益仲舒主张“天人感应”、“天人一也”，将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下来。宋代的张载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则用“与物同体”来界说是个命题。以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大哲学家相继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发挥，使之成为具有最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范式。 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就是说天(宇宙自然及其规律)，与人(人类行为和社会准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这倒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这种合二为一，却忘了主体与客体，人与宇宙自然的区别;而是说，他们宁肯天与人之间维持着某种和谐一致的关系，进而确保人处于一种宁静怡然的状态。这样，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不分或不愿意分主体与客体，便在知识论(主体如何认识和把握客体)方面建树甚少，即使有所建树，也大多停留在技艺而非科学理论的层面上。但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却决定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伦理型、非功利型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而儒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偏学的“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仁、礼”的社会秩序，“至善”的人生主题，以及“体用不二”的思维模式，无不打上了伦理型文化特有的印记。惟其如此，那些普追存在与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原则，如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强调，爱智愈、求真理的科学理性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基本上看不到的，这正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千百年来在凝聚民族、维系中华持久文明方面起着伟大的作用。它的重道德、尚礼让、讲仁爱、祟理想、爱和平的特点，无论如何是我们不能丢弃的宝贵精神遗产。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消极倾向，那正是阻碍理性与科学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因索。这种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框架，严重限制了人们追求智愈的理论兴趣和经验分析、思辨综合能力的发展，使科学精神缺乏植根的土澳。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注意整体直观和事物间的普追联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它反对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纯形式逻辑分析，这本身并无不当;但是如果一味如此，就陷人了另一种片面性;因为无论如何，人对自然的了解只能有赖于细节的分析。正因为如此，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所导致的结论总是定性的、总体的和模糊的，这与西方哲学和科学中的t化、细节化和确定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看来，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在中国缺乏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不足为奇的，而这正造成了近代中国物质文明的落伍。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导致的泛道德主义文化是从明清之际开始出现转向的，即开始重视主体(人)与客体(宇宙自然)的分疏，从而开始倡导主体性、知识论和物质功用。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这个转型过程一直是十分曲折和缓慢的。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西方人强行打开之后，国人目睹了西人的“坚船利炮”、“民康物阜”，感到必须引进、利用他们的文化之后，才使天人合一的思维习惯真正受到了质疑。经过“德先生”、“赛先生”的普及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固有的“大孤寡民”形象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观。但真正的巨变却发生在so年代以后，不仅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而且国人的意识也遇然不同。前一个变化是令人欣慰的，后一个变化使人喜优参半:究竟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还能留下多少?特别是，如果国家物质力t的增强是作为传统价值观更新的结果的话，那么民族特色的丢失是否必须作为民族强盛的一种代价呢?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学习西方人的功利主义和商业精神的时候，却发生了文化上反常倾斜:为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在许多人心中已被搁t。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惰性似乎突然消失了，而其转型的适应环境能力却空前提高了。这从当前人们的普退的货币拜物心理当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天人合一向主客二分的哲学转变，肯定是最深层的原因。 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