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侯鼎铭中的“武王帝日丁”.docVIP

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 陈 絜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周代诸侯国墓地，对研究周代封建及诸侯国史意义重大。而最近刊布的八号墓葬新资料，对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之深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应国墓地八号墓乃五鼎四簋墓，墓主则为一代应侯。从所出资料看，墓葬之年代大致在两周之际，且以春秋早期的可能性为大。该墓共出青铜器306件，其中礼器共22件，计鼎5、簋4、方甗1、尊2、爵2、方彝2、方壶2、盘2、匜1、盉1，组合完整，对周代礼器制度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在此，笔者想探讨的是应公鼎（编号为M8：33，图一）铭文的释读问题。因为这与姬周之族是否行日名之制以及西周时期宗统与君统相互关系等重要历史问题相牵涉，故不可不辨。 一 应公鼎为浅腹盆鼎，高26.6厘米，口径26.3厘米。器口微敛，平折沿，立耳，垂腹，浅圜底近平，三蹄足，足内侧呈平面。口沿下饰一周波曲纹带，以6个长条形扉棱相间；腹部饰垂鳞纹；足根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为鼻。从形制、纹饰等判断，该鼎之年代当属西周晚期晚段，比同墓所出的其他铜礼器要略早。这一点《简报》业已指出，可信从。至于是否像《简报》所说的，该鼎是从上一代应侯手中继承而来的问题，则可商榷。因为这是一件祭祀用器，当为墓主身前所铸，其年代较其他随葬明器自然会早一些。此其一。其二，墓中所出的随葬礼器，显然是由祭器、普通实用器和明器拼凑而成的，而该墓主人即位多少年，年寿有多长等等，我们已无从判断。所以继承一说，并无充足的立论依据，只能算作假说而已。 应公鼎器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4行16字（含重文2字，图一），铭文之大意，《简报》已作有不错的解释。但笔者认为，从文字隶定到断句释文，似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今依其行款录其铭文如下： 图一：应公鼎线图及铭文拓本（采自《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雁公作 彝 珷帝日丁子子 孙孙永宝 在此，我们先来谈谈铭文的断句与“”字的隶定问题。《简报》将整篇文字分为前后两句，作“雁公作彝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单纯从语法上讲，这样处理当然是通顺的。倘若细究内容，便显得不甚合适了。我们知道，西周青铜器按照实际持器人来划分的话，不外乎两个大类，即自用器与媵器（包括媵女与一般意义上的赠送）。与之相对应，嘏辞中所谓“子子孙孙”者，通常是指作器者自己的子孙或受赠者的后裔，似乎并不涉及第三方。铭文中的“珷帝日丁”，显然为祖神名号，同时也是祭祀对象，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再予考辨。用祭祀对象的祖先名号作为“子子孙孙”的修饰语也即领格，这在迄今所见的金文资料中是从未有过的。所以“丁”字之后必须施逗。同时，从大量商周青铜器铭文成例判断，“珷帝日丁”是一名词，它不可能独立成句，按照惯例，在其前后应该有相应的动词作谓语，分别构成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的句子。当然，我们可以推测说，“日丁”之后或有夺文。不过这样的假设，似乎没有意义，因为这种猜测无法证伪。因此，笔者认为，相应的动词应该在“珷”字之前。又，“某某作彝”者，乃周代金文习见句式，未必需要有其他成分来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由此而论，《简报》所谓的“簟鼎”二字或应属下。不过，所谓“簟鼎珷帝日丁”云云，依旧无法讲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或许是文字的隶定出了差错。我们认为，铭文中的“簟”与“鼎”应该看作是一个字的两个构件，将之拆分为两个独立的字可能并不恰当。 从文字布局看，“簟”与“鼎”几乎是紧密黏合在一起的，这一情况与铭文中其他文字间均有比较明显的空隙大不相同。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在第二行的末尾处，尚留有半个字左右的空间，倘若说“”确实是“簟鼎”二字，工匠在铸范刻字之时，完全可以将它们拆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怀疑，铭文第二行实际上仅有“彝”两字，而其中的“”则为祭祀行为动词。 职是之故，应公鼎铭文似应读作：“雁公作彝，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如此一来，铭文内容便显得简洁明了而无窒碍。 接下来，我们再就铭文中的某些字词问题逐一解释说明。 “雁公”即“应公”，为两周之际应国某代诸侯之自称。其中“公”字仅为敬词，并无太多深意。周代诸侯无论等级如何，似均能以“公”自称，这在青铜器铭文及相关文献中有很多证据，对此前辈学者多所论及，似无须赘言。当然，我们也可以补充两条比较典型的材料：滕侯簋铭（《集成》3670，西周早期）与鄀公平侯鼎铭（《集成》2771，春秋早期）。前器曰：“滕侯作滕公宝彝。”“侯”为器主自称，“公”则是器主滕侯对祖神的敬称。后器云：“鄀公平侯自作盂。”器主鄀公之爵位盖为“侯”，而可自称作“公”。由此可见，诸侯自称为“公”，在两周时期似不足为奇的。 “”字首见，字书无录。该字形构盖与金文习见之“”、“”等字同，即从“簟”从“鼎”，而“簟”或兼为声符，也就是小学家所讲的会意兼形声之字。当然，归根结底，或从“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