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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共同认可的文化主题 2012年10月3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终于成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本土籍中国作家。但这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表彰会似的总结陈词，中国文学在获得巨大认同的同时，其背后的忧思没有随着莫言获奖而得以切实的改善。另外，对于转型中国的文学乃至文化来说，面临着什么问题。 对此我们专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南帆，对谈了当下文学与文化的各种问题。南帆，本名张帆，已出版多种学术专著、论文集，其中《辛亥年的枪声》获鲁迅文学奖，《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五种形象》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中国本土经验引起了世界的注视 《南方都市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中国文学难以越过的焦点话题。其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 南帆：这个话题可以让媒体消费一两个星期，可以让中国文学谈论十年。我想，这个事件至少可以表明，汉语写作以及文学表述的中国本土经验引起了世界的注视。不论是大量的褒扬还是各种非议，中国文学的存在至少得到了证明。此前，“中国文学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的事实。某一个资深的海外汉学家坚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仅仅是“垃圾”——估计莫言得奖并不会改变他的观念，但可能减少一些这种观点的拥趸。另一方面，许多人听到这一条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莫言是谁？哪儿冒出这么一个作家？他们所熟悉的作家都是在网络上写武侠小说或者“穿越”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文革”之后寻根文学与乡土写作也成为文化主题，莫言的作品，大多根植于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中国传统之上，他是否做到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南帆：中国具有极其漫长的乡土文明传统。这个意义上，莫言的许多作品的确表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无法想象，《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发生在欧洲或者澳洲。当然，中国的土地如此辽阔，社会生活的层面如此之多，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垄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莫言只不过是以他的个人风格诠释这个命题。 《南方都市报》：而莫言的作品，在如今看来，似乎成了乡土文明的挽歌，乡土写作已经式微，中国文学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路口，甚至有人说“文学死了”？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诺奖这个高潮之中，其未来将又要何去何从？ 南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奖项在于肯定莫言个人的文学成就，与中国文学的何去何从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我相信许多有追求的作家并不会因此改变他们心中原有的追求。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想象为所有中国作家的指挥棒，那也太幼稚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东西。 “文学死了”？这个命题说了多年之后，文学仍然活着。仅仅以个人兴趣为准绳，那么可以慷慨地宣称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数学、物理学统统死了，整个世界的文化就剩下手机屏幕上的那一小块。遗憾的是，各种学科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强劲地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他们视而不见罢了。 如果认为莫言的作品仅仅是乡土文明的挽歌，那肯定遗漏了更多的内容。另一方面，“乡土文明的挽歌”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贬义词。文学从来没有简单地认为，炒股票肯定比泛舟江湖先进，一幢摩天大楼肯定比一株红高粱伟大。文学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对于现代科技或者现代经济培养的乏味思想或者势利趣味表示异议和抵制。 过度追求惊世骇俗是时代文化症候 《南方都市报》：总体上，您如何评论中国当下的文化现状？ 南帆：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文化既非一个最好的时代，亦非最坏的时代，而是最为混杂的时代。现今的文化之中汇聚了各种思想资源，古今中外一应俱全，但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强大主题。这种状况可能孵化出前所未有的希望，也可能酝酿出前所未有的危险。 因此，如何做好以下的工作是对这一代人的考验：甄别、筛选、综合、改造、创新，寻找自己的文化主题。这当然需要不间断的思考。然而，许多人已经丧失了不间断思考的耐心而热衷于种种一锤定音的口号，例如贸然宣称“最好的时代”或者“最坏的时代”。这种评语只能惊世骇俗而无法论证，而过度追求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症候。 《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的批评力已经钝化了，批评能力丧失，用历史学家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盛唐所用的那个短语——盛世平庸，似乎世俗的盛世与思想的盛世永远都是相悖的，世俗的盛世，难道真的不能带来思想的丰收吗？ 南帆：如果一定要区分世俗的盛世与思想的盛世，那么，这可以视为两条不同的曲线。多数时候，这两条曲线并不重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条曲线始终在相互影响：有时相互排斥，有时相互吸引，偶尔也可能出现交叉——这或许就是世俗盛世的思想丰收。总之，这两条曲线不是相互隔绝的，但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何种局面，这是不可预测的。 《南方都市报》：在大众文化上，特别是体现在中国的影视等方面，似乎总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