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doc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摘要：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关键词：边治思想；边政机构；边治政策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119-06 边疆治理机构的设置及相应的边疆治理行动根本性基缘于边疆治理的主导性思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社会历谱始终交织着边治思想、机构以及政策这个“一体化”的三重要素。然而，由于古代帝国统治者普有“华夷有别”的大民族主义观，致使中国古代帝国边疆治理机构的设置以及相关边治政策制度的设计和施行无不充满着国家主导型色彩，诱引或者说诱发了许多负面后果。边疆治理必须依从于边疆实际，才能实现服务国家边疆建设以及地方边疆民族多重利益的目的。时下，中国边疆社会呈现出许多更为新鲜的问题已是真实事实，依循古代帝国边疆治理历谱，总结帝国“旧邦”经验来“兴命”中国当代有序边疆建设，完全符合和实惠于民族国家以及边疆民族多重利益 一、边疆治理思想：“华夷有别”、 “守中治边”、“德泽洽夷” “华夷有别”是古代帝国统治者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这种观念意识的存在，使帝国统治者延伸出“守中”方可“治边”的传统思想，并期望基于大民族“德泽”而“洽夷”，使“边夷”服事帝国，从而构造一个充分富有“圈层化”的理想帝国。王朝统治者对其强大与先进高度自信，视非华夏文明为蒙昧野蛮，由此形成了亘古不变的“华夏中心”观念。[1]在帝国统治者看来，“国中”乃国之根本，“服事”国家是边疆戎狄应尽之责。这种中心之“华”有别于边疆之“夷”的传统观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在全国范围内极力推行郡县制之后，便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华夷有别”观念还造就了边疆夷人具有服事中心华夏的服事观。这种观念肯定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反映了由核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的政治结构。这与先秦社会，特别是典型的分封制社会的总形势是相符的。它是一种在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以一个政治中心为内核，逐渐向四周扩散，逐渐由治到不治的过渡，并因此产生若干政治层次，而这些不同政治层次之间的界限就是边。[2]（P356-361）秦汉至唐，统治者对开拓及巩固边疆所具有的重要与深远的意义以及开发边疆实现其利用价值的重要性，均认识不足，对边疆经营存在着重统治、轻开发和重投入、轻回报的情形。[3] 然而，正如方铁先生提醒我们的一样，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具有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同时期的内容有一定差异，我们并不能雷同化看待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适当治策，或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归结为某种固定的模式。[4]元朝，统治者的边治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蒙元统治者看来，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并无很大区别，边疆不仅是提供赋税物资的来源，也是进攻邻邦的基地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门户，统治者十分注意经营边疆，不少方面还采取了相同于内地的方式施治。但及至明朝，朱元璋又继承汉唐“守在四夷”思想，反对扩张。朱元璋把安南、暹罗、占城和真腊等东南亚小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友好的“藩属”关系，对这些国家的朝贡大都回报以厚赐，试图以此达到“四夷怀服”的国家目的。清代，“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仍然是封建统治者边疆治理的核心思想。清统治者中持有中国“居天下之中”的看法仍十分普遍，希望各民族都普遍承认由人口并不占绝对多数的满洲建立的帝国皇权。清前期，统治者坚持并充分发展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观”，甚至到清后期，当国家面临依靠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踏上中国版图抢占殖民地的时候，清统治者依然只是沉浸在以拥有名义的“中心”为国家之大计。对周边邻邦小国，只要还能维持曾经的“朝贡”关系，即便拱手让给西方殖民者，也依然觉得十分“体面”。《清世宗实录》（三十一卷）记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