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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科研究生个性化培养现状研究 　　一、法学学科教育模式的历史沿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学科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法东渐”。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法学学科教育定位在高等学堂以上的教育层次。[5]其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吸收和借鉴德、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法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级学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法学研究生培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代中国法学各个领域的权威教授、专家或高级司法官员大多直接或间接出自该校。[6]可以说，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有一段短暂的蓬勃发展期，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7]十年动乱时期，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法学教育也并不例外，各大高等院校对于法科研究生的培养基本瘫痪。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法学学科研究生教育才重获重视。1996年，伴随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8]的招生培养，法学学位由原来的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个学位层次发展为四个，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主体。[9] 二、法学学科研究生个性化培养模式的产生 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法学学科教育发展迅猛。2012年数据显示，中国开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机构为624所，其中118所具有招收法律法律硕士研究生资格。在校法律硕士研究生5万人左右，较10年前增长了5倍多。[10]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理念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社会对于培养具有高级教育背景的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呼声不断提升。[11]基于此，近年来各大高校均在加强法学学科研究生教育方面下足功夫。面对法律硕士研究生更占优势的应用和实践能力，如何更好地将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为更具个性化特征、多样化的法律人已经成为各校法学院、系教学改革的重点攻坚课题。法学学科研究生个性化培养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目前对个性化培养模式的明确概念尚未有定论，但结合各家观点，个性化培养模式大致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个性化培养模式是指面对独特的生命个体，通过适合每个独特生命的手段，发觉个体生命的潜能，促进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教育模式。[12]法学学科研究生个性化培养模式应当指：尊重个性，承认法学学科研究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和多样性，针对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来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促使他们产生个性化成果，[13]培养具有法学创新能力的创造性人才。应当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往那种单一的“上大课”、“大锅煮”式的法学本科生培养模式早已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法学学科研究生的个体需求。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满足人才市场越来越高的要求，各大高等院校均将其对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既具有科研水平又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多方面人才的培养。[14]这就为这些高校提出了一大难题，即如何在仍需采用统一的培养模式的前提下满足千差万别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需要？解答这一看似难以“逾越”的“难题”，对于促进我国法学学科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培养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三、法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现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法学学科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快速膨胀而培养条件并没有太大改善的环境下，总体质量保持稳定。[15]在科研能力方面，绝大部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科研水平、学风表现良好，获得了大部分导师、用人单位的好评，部分学生的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毕业论文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实践能力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学硕士毕业后选择进入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与同期的法律硕士毕业生相比，法学硕士在法学理论基础、法学文书行文等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法律硕士，但在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则略显欠缺。具体问题分析如下： （一）课程设置方面 1、专业必修课的量过小 一方面，部分学校的专业必修课设置量太小，缺乏一些基本核心课程，这对于学生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建立十分不利。另一方面，部分学校为研一的学生设置过多与其专业并不相关的必修课。尽管这对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由于法学硕士研究生均已在本科阶段进行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在研究生阶段，学生更加希望能够在其专业基础上进行深度学术探讨而非“重温”本科课程 2、专业选修课设置不合理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校为法学硕士生设置的专业选修课程太小，选择余地不大，且课程设置不能体现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一方面，尽管一些学校设置有“法学前沿”等专题类讲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法学研究生尽可能多地接触到最为前沿的法学研究热点或难点问题，但由于每次讲座的老师不同，且其传授知识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此类知识只能“浅尝辄止”，并不能“融会贯通”。另一方面，一些学校对于法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表现得过于“谨慎”，仍然沿袭本科课程设置，且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