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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歌苓作品叙事模式
浅析严歌苓作品的叙事模式 摘要:作为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严歌苓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读者和学界人士的关注。她的小说以独特的语言风格、细致的心理描写而著称。在叙事方面,“逃离-隐藏”模式是她创作中的常用的一种,尤其在《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这两部中篇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细读和对此种叙事模式的分析,试图揭示出“逃离-隐藏”叙事模式背后的深层意蕴,即表达了作者对非理性“集体”的不信任感,对人与人之间亲情、对女性优秀品质和生命力的赞美
关键词:叙事模式;深层意蕴
旅居海外的作家严歌苓近年来连续创作了很多优秀小说,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好评。同时,她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导演的再创作,不断地被改编成影视剧,她本人也参与编剧,比较著名的有《归来》、《天浴》、《少女小渔》、《扶桑》、《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梅兰芳》、《幸福来敲门》等等。但是,一部分作品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与原著相去甚远,原因就是:她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对内心细致的描写、独特的语言风格彰显其因独特性。因此,想要绕过文学语言的魅力而用画面来代替,于她的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文本细读,我发现,在她的小说中总贯穿这样一个模式,即“逃离-隐藏”。其中《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两部长篇小说中尤其明显,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贯彻。作者在整体的故事叙述中将模式贯穿在叙事策略的构成、叙事事件的设置以及叙事时间的安排上
一
《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女人将自己的公公藏匿近三十年的故事。公公孙怀清被定为“地主恶霸”而遭到镇压,王葡萄则将幸免一死的公公藏到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这期间不管外面风云变化,她始终和公公相濡以沫,渡过很多难关。王葡萄的天真率直、泼辣仁爱和孙怀清的睿智仁慈的形象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跃然纸上,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小姨多鹤》的开篇则较为血腥。日本战败后,不愿集体自杀的日本女孩多鹤被卖到了一户普通的中国人――张站长家里。从那儿开始,她成为张二孩的“地下”妻子,承担起了为之传宗接代的任务
两部小说虽然情节大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逃离-隐藏”来组织时间和展开故事情节的。《第九个寡妇》中被定为地主恶霸的孙怀清藏身在红薯窖二十多年却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睿智的头脑帮助、指导王葡萄度过了一个个难关。王葡萄应付着外面生活的风风雨雨,以自己的泼辣、率直和敢爱敢恨的性格抵挡着各种各样的打击和厄难,生活过得反而比那些“政治性强觉悟高”的人好。《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少女多鹤在给“二孩”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后,就以孩子“小姨”的身份被安置在家里。为了不让外人怀疑这种畸形的家庭构成,她也放弃了作为亲生母亲可以光明正大地享有的一切。所以说,多鹤也是在隐藏身份的阴影里生活着。严歌苓在两部小说中用同一种叙事模式,显示了她对这种模式的热衷和偏爱。除去这种模式本身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之外,作者通过模式传达出来的深一层的意蕴更值得我们探讨
二
首先,作者通过“逃离-隐藏”叙事模式表达了对一个非理性“集体”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人与人之间亲情的礼赞。《第九个寡妇》中,当解放军土改工作组批判孙怀清时,他们没有认真分析孙怀清的实际情况,只是凭借着占有财富的多寡来划分成分。这种标准无疑是粗放的,其后果就是导致了一些无产流氓者趁机混入人民队伍中来,并且制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舆论,误导决策者的决策。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样的集体本身是不成熟的,缺乏理性的。组成这样的“集体”的无非是一些庸众,他们聚在一起,却对于群集的目的不甚了了,只是在某种号召之下应和的传声筒而已。所以在批判孙怀清时,由于他们缺乏具体的罪名和证据,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就连平日里对孙怀清多有不满的史修阳也借故离开,批判会一时陷入僵局。这时――
喇叭筒里的口号像是生了很大的气,喊着“消灭封建剥削!打倒地主富农!”
喊着喊着,下头跟着喊的人也生起气来。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一股怒气在心里越拱越高。他们被周围人的理直气壮给震了,也都越来越理直气壮。剥削、压迫、封建不再是外地来的新字眼,它们开始有意义。几十声口号喊过,他们已经怒发冲冠,正气凛然。原来这就是血海深仇。原来他们是有仇可报,有冤可伸。他们祖祖辈辈太悲苦了,都得从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嘶哑的口号喊出去。喊着喊着,他们的冤仇有了具体落实,就是对立在他们面前的孙怀清。[1]
在这里,口号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同义反复的形式使内容得到了强化,并且可以让人放弃自己的立场,屈服于口号所指的内容,“也许呼口号的人本来也不相信口号中的一切,但是经过反复地呼喊,一百遍、一千遍地呼喊,口号渐渐地深入到他的内心,他感到这呼喊是发自他的内心的,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口号的观点就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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