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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产阶级对乡村空间的想象与改造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以城市为核心，随着改革开放与加入WTO，中国农民被外向型经济卷入世界经济链条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乡村研究者与乡建实践者对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准确观察。[1]乡村与城市的“边缘-中心”关系一直存在，乡村被嵌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一方面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要被抛弃，另一方面，乡村精神和文化被挪用和占有，城市对乡村进行了理想化和景观化的处理。[2] 正因为乡村-城市的这一关系，使学者多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的知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研究、消费空间研究著作颇丰，由于都市空间作为现代性的承载者，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工人城市与工业空间的研究，将其作为理解城市、劳工问题和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的一条进路。[3]但乡村空间，既在城乡关系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又远离了当今众多农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被遗弃的场域。虽然中国有6.19亿农村户籍人口，但媒介话语中的乡村却经常被“边缘化”，农民作为文化主体也处于缺失状态。[4]因而在媒体中，在地农民自身的乡村空间实践再现颇少。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关于都市中产阶级“回乡”、“下乡”的故事却愈来愈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居民通过“回乡”、“下乡”等方式参与到乡村空间的建设或改造之中，无论是个体自发地、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回到乡村重新建筑乡村空间，还是在政府或其他组织、机构的主导下进行的乡村改造，都对乡村空间及其内在的社会关系、历史叙事进行了重构与想象 “逃离北京”的叙事狂欢 2015年，一篇名为《逃离北京五十多公里，她让女儿拥有了最美的家园》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微信朋友圈中，并被大量转载，成为“逃离北上广”主题的一场叙事狂欢，[5]也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改造乡村空间的一例范本 故事主人公苏燕是一名杂志主编，其丈夫是一名建筑师，俩人有一个女儿，这是典型的都市中产阶级三口之家。他们逃离了“北京”，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村庄建设了自己的新家。尽管自1956年昌平县从河北省划归北京后，无论从行政管理还是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已经是北京市的一部分。但很显然，苏燕一家三口心目中的北京并不包括“北京昌平的村庄”，形成了一种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错位的荒诞感 苏燕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他们心目中，北京的城市空间具有特殊定义，真正的北京，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北京，即作为民族国家首都和全球都市的北京。作为历史古都的北京，在城市建设与建筑的表现形式上也依从历史的秩序逻辑，故宫代表着城市永恒的中心，中轴线与环路的道路设置则规定着建筑的秩序。作为全球都市的北京由精心规划的产业区、使馆区、商业中心为代表，孕育着多元多变、令人眩晕的都市性 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对多元的肯定，成为北京的两种空间发展逻辑，它们并行存在并互相争论：一方面，北京正在有计划地进行“人口疏导”：通过城管执法驱除地下室住户、群租住户、街头游商;通过产业规划将城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整体解散搬迁。另一方面，在喧嚣的车水马龙中，城市的最高建筑不断被刷新，金融中心、商业中心不停地崛起。在这场空间发展逻辑的拉锯战中，先是客观上精准地驱赶了城市中经济最脆弱的群体，而对于都市中产阶级来说，工作时间他们多被困于写字楼中，随着住宅的郊区化，工作和居住地点更加分离，工作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苏燕决定将家搬到乡村，直接原因是担心雾霾影响家人健康。苏燕与丈夫建造的乡间院落开阔敞亮，传统村舍室内的吊顶被除去，露出了原始的木制屋顶，普通瓦房正面的小窗户改成了落地窗，与旧式农村建筑不同，新建的厨房是一个兼具餐厅、儿童游戏房等功能的开放空间。大落地窗外，宽敞的院落中种着各种蔬菜植物。而位于客厅的中间位置，是一个白色的壁炉……传统村舍在他们的改造下，俨然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苏燕想象中的“乡村空间”。 乡村空间建构了一种先锋的生活姿态，但也成为一个消费陷阱 落地窗是城市居民楼的鲜明标志，被直接嫁接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生活中，中国传统的乡村建筑、北欧和美式田园的装修风格与乡村的自然环境在民居改造中融为一体，共同消解了城市生活的封闭窒息。苏燕一家的乡间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逃离都市”生活方式的实体展示空间，甚至成为网络视频的拍摄背景，制造着有关美食、店铺、家居、艺术、旅行与运动话题的创意短片，而这些均是当下中产阶级热衷的消费品与生活主题。在改造乡村空间的实践中，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被巧妙地重新编织，规划和建筑房屋的是丈夫，而在厨房与菜园中劳作的是妻子，也有现代家庭关系的表达――通过开放式厨房与落地窗的建筑设计，厨房可作为母亲劳作、儿童玩耍、闲暇观光之用，厨房--客厅的后台--前台关系被打破，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