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docVIP

重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 关于“重化工业化”道路的争论，已经持续一年有余。 　　2004年7月，吴敬琏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他指出，不仅“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中国不能绕过，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 　　滚滚向前的经济车轮，似乎正在逐步倾向重化工业化道路。有数据表明，近8年来，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逐年提高，至2004年已达67.59%，直到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有增无减。 　　各地上半年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更是令人惊叹。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浙江，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大幅放慢，甚至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因为增速较低，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都被山东超过，丢掉了第一的位子。在巨大的压力下，长三角、珠三角纷纷呈现“由轻转重”的趋势，汽车、石化、重型装备等企业得到倾斜式发展。与此相应，尽管北方诸省资源驱动型的发展态势一片乐观，但这种好日子能维持多久，仍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南北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契机正在同时出现。 　　学界对重化工业化道路的共识在增强，吴敬琏的理论体系也正在变得严密，中国政法大学即将于近期出版的《洪范评论》第二卷第二辑，他以近四万字的篇幅论证了“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孰是孰非显然需要深入讨论。 　　近期，本报特邀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所长吕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以文章、论坛和访谈的形式，对“重化工业化”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56期。 　　“重化工业化”是否“必经阶段”？ 　　《21世纪》：去年7月，吴敬琏老师提出中国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论断，引起持续争论。那么，重化工业化阶段是不是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中国能否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所长)：首先，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建国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针，当时是为了迅速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另外它实行了赶超的战略，当时是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这样一种片面性的做法。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向轻纺织工业倾斜的政策，当时有六个优先的政策，鼓励支持轻纺织工业的发展，调整重工业过度、轻工业过轻、市场消费水平供给不足这一局面。 　　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又出现重化工业重新高度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这种高速增长大概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重化工业增长率要超过轻纺织工业，当然轻纺织工业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它比重化工业要慢四个百分点。它增长的结果就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增长值中的比重值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在整个增加值构成中2003年重工业占到64.3%，2004年达到65%，轻纺织工业增长值达到35%。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从战后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日本、韩国、巴西都没有绕开重化工业的路子。吴老师说现在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但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替代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阶段是绕不过的，而且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尽管发展重化工业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它也是解决“高消耗”的根本出路。因为装备水平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要依托重化工业发展。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重化工业也是绕不过去的。我国建国之初是政府配置资源，政府推动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这次开始于1998年的重化工业发展跟前两轮不一样，主要是市场需求拉动，而且规模比那两轮大得多。这轮重化工业发展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使得原来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南方一些省份，同样可以通过国际渠道采购能矿资源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从单一的国家来讲，不是每个国家都必然经过这个阶段，比如像澳大利亚，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很高，但是它一直是以资源型的产业为主，没有经过重化工业的阶段；但是发达国家作为整体来讲，确实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当时最先进的产业，逐渐进入到更重的，技术含量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