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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荀子·天论》）。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荀子认为，宇宙的三种势力：天、地、人，各有自己特殊的职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同上），这是天、地的职责。但是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同上）又说：“故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照荀子的说法，如果忽视人所能做的一切，就会忘记人的职责，如果敢于“思天”，就会冒充天履行天的职责。这就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同上） 　　人性也必须加以教养，因为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照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 　　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种一致，使得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不同。事实上不然，尽管这一点表面上相同，本质上大不相同。　　照孟子所说，仁、义、礼、智的“四端”是天生的，只要充分发展这四端，人就成为圣人。但是照荀子所说，人不仅生来毫无善端，相反地倒是具有实际的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企图证明，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但是他也肯定，除了恶端，人同时还有智能，可以使人向善。用他自己的话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可见，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是善的；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他从性恶论出发，创立了“隆礼重法”的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以下所引《荀子》只注篇名）所有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只不过圣人和君子能够化性起伪，而小人却“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性恶》）。只有通过外在的“礼义”约束和法律制裁，才能使人为善。古代的圣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性恶》），采取德法并举的手段，就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荀子总结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一、国之命在礼　　基于性恶论，荀子在强调以德治国时，并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样注重道德的自律、强调“仁义”，而是注重道德的他律，竭力提倡“礼”。“礼”主要包括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在《荀子》一书中，“礼”是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的总称。“礼”既贯穿在社会的分工关系中，又贯穿在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种“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君子》）的伦常秩序中，起着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存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略》）荀子把“礼”抬到极高的地位，“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只有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最终结束割据状态，实现天下的统一。　　１、“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子提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以“礼”治国是取得天下的重要途径，不以“礼”治国就会丧失天下。他明确提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成汤和武王取得天下，就是因为“以国齐义”的缘故，先王正是因为以德治国才治理好国家。荀子明确得出结论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隆礼尊贤而王，尊法爱民而霸”（《大略》）。只有隆礼贵义、爱民勤政，才可以治理好国家。　　２、“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并不象孔子和孟子那样重义轻利，但是，放纵人欲又会造成国乱民贫的局面。因此，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强国》）。君主的以身作则是决定以德治国成败的关键，他说：“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强国》），古代的“圣王”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以德治国，“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俗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君子》）。他希望当代的君主向“圣王”学习，这样，百姓就会“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强国》）。荀子清醒地认识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