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历史解读《英国大宪章》.doc

用中国历史解读《英国大宪章》 西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贵族和主教同英国国王签订了一个协议，史称《大宪章》。这个《大宪章》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多西方历史书都以相当的篇幅描述这个法律文件。的确，对于西方历史，尤其对于英国来说，这个法律文件是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历史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法律，它关系到贵族的权利，贵族妇女的权利，法庭审判方式，一些简单的财产权利等。《大宪章》因为它的内容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被西方人看得很重，这很容易理解。 但是，一些中国人也顺着西方人的结论，将《英国大宪章》说得神乎其神，就很没有道理。比方说，有的中国学者把《大宪章》称为“划时代的人权宣言”，这种高帽子基本上属于“拿着鸡毛当令箭”。之所以在某些中国学者那里会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严重缺乏了解，也缺乏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横向比较。《英国大宪章》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宁宗（西元1194～1224在位）时期。因此，用宋朝的法律与《英国大宪章》相比较，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在很多法律问题上，到底谁先进，谁落后。 例如《英国大宪章》第七条规定，丈夫死后，寡妇应获得她原先的嫁妆和遗产。这个规定的现实基础是，贵族只能与贵族通婚，贵族女性嫁给贵族男性时，会带来值钱的嫁妆，比方说土地。因此，这个规定的意思是说，丈夫死后，女性贵族成了寡妇，她原先带来的土地之类的嫁妆，依然归她自己。类似这样的规定，在宋朝的法律条文中要彻底得多。依宋朝法律，女性对于嫁妆的权利，遍及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女性贵族。甚至在丈夫未死时，嫁妆的处置权依然在女性手里。就在比《英国大宪章》稍早一点的时间，南宋有一个妇女三次改嫁，其嫁妆依然在自己手里。 再如，《英国大宪章》规定，不得强迫拥有土地的自由人“服额外之役”。在这里，英国所谓拥有土地的自由人，是指贵族和武士。而当时大多数英国农民，都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与领主之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关系。在宋朝，绝大多数农民都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宋朝没有土地的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也不是像当时英国那样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租佃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英国大宪章》所谓不得强迫“服额外之役”，意思就是国王要求的各种差役。在以前的文章中讲到《水浒》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北宋中期以前，中国百姓也有很多差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把义务性的“差役”，变成有报酬的“募役”。一个国家总有很多公共性的事物，强迫人们义务劳动来完成公共事务就是“差役”。王安石变法，以法律形式将“差役”改为“募役”，成为全世界公务员制度的雏形，比《大宪章》至少早150年左右。而且，《大宪章》里只有一句空话，根本没有具体措施，其具体措施在几百年后由中国引进。 再比如，《大宪章》要求审判须有证人和证物，而不能采取教会的“神判法”。看过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人都应该知道，宋慈被誉为全世界法医学之父，他的所有判案，都极其重视证据。而且，宋朝的法律对于证人、证物有着详细而系统的规定。比方说，宋朝法律的证物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书证”，包括各种契约。“契约精神”经常被崇洋媚外者誉为西方的特色。而在宋朝，由于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契约精神”几乎在每个老百姓那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英国，纸张和印刷术还只是天方夜谭，听都没听说过，因此，即便有所谓“契约精神”，也只在少数贵族那里，与普通百姓毫无关系。关于证人与证物，《大宪章》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完成这个概念，基本上要到18世纪，也就是500年以后。但在宋朝已经非常完备了。 《大宪章》还对法庭审判做了简单的规定，其第十七条说：“一般诉讼应在一定地方审问，无需追随国王法庭请求处理。”当时英国的情况是，除了教会“神判法”外，世俗社会除了首都，只有流动法庭，没有固定法庭。宋朝的法庭怎样呢？对于基层来说，每一个县衙门都是法庭，每一个州府都是高一级法庭，州政府还有两个法庭，目的是同一个案件由两个法庭互判，以防止徇私舞弊。宋朝的中央政府还有各类法庭，甚至包括今天的军事法庭，朝廷还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随时组成或派出临时法庭。因此，宋朝的法庭审判制度比《大宪章》不知要先进多少倍。 从各个方面说，《大宪章》的进步意义，只在于英国或欧洲当时的社会状况，与同时期的中国宋朝比较，《大宪章》显得很小儿科，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就是这样一个小儿科的《英国大宪章》，后来也因英王反悔，贵族与国王之间爆发了战争，类似汉朝的诸王叛乱，或者唐朝末年藩镇造反。因此，《大宪章》的实际效果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体现，在当时只具有字面意义。西方人为他们当时的那一点文字意义上的进步而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不知道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比他们先进无数倍的宋朝。中国人如果也像西方人一样，把《英国大宪章》奉为划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