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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西方音乐文化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也打开了中国一直以来固闭自封高傲自大的大门，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不断的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西方开始用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传输某些宗教音乐、记谱法和乐器等等。在此时，在中国也有人或有意或无意的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音乐。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英美租界侨居的外国人创建了上海公共管理乐队，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在海关总税务署名下创办了赫德乐队。前者全是由外国人组成,后者则是由中国年轻乐手组成。这是我国出现最早的西方管乐队。 鸦片战争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推行“自强新政”，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一切认为可以学习的东西。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思维方式传遍了中国。康有为等人于1989年向光绪皇帝上书，向皇帝介绍德国的学制。大力倡导开办新式学校。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必须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科目。而所谓的“歌乐”就是新式唱歌课。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新学堂。很多学堂开设了“音乐唱歌课”随着新学堂的建立。我国近代学校教育迈出了第一步。“学堂乐歌”这一名词也随之出现。并且拉开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大幕。 受西方和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一些有识的音乐学者或音乐爱好者用各种方式积极在国内致力于音乐的普及教育。学堂乐歌虽有一部分是创作歌曲，但大部分的创作方法主要是采自日本、欧美歌曲曲调，因此这些人在传授些西方的曲调的同时也传播了一些较为基础的西洋音乐的知识，比如简单的钢琴弹奏方法和些基本乐理等。大量西洋音乐文化的传入，使我国音乐文化产生剧变。学堂乐歌的创作，对后来专业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推广，也使中国近代产生了最早的一批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的音乐活动，对促进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过后，中国思想文化有了新的发展，音乐界对学习西方音乐的态度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国乐与西乐孰重孰轻，谁好谁坏。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也摆在了众位音乐先行者的面前。这一时期，专业的音乐化创作已经出现在各个领域。但是这些音乐家中都有个共通点：他们都看到了比之西洋近代音乐，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显得迟滞落后了，必须进行变革已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潮流——这就是体现在他们的言论或行动中的共同结论。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不同的音乐实践。 一、欧漫郎公开鼓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完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音乐。输入西洋音乐用以替代中国音乐。即将中国音乐全部抹煞，用西洋音乐来替代。这种做法自然是片面的。但是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激进精神。在那个时代如此的一篇文章，对于推广西乐也有莫大的贡献。 二、刘天华提倡借鉴外国经验，引进“国乐”，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国乐”他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同时又注入西洋音调、曲式、技法创造出了新意的二胡，琵琶曲。 三、萧友梅一向被看作是主张“西化”。但他的最终目的是“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也“不愿投降于西乐”，而是要“借镜西乐”“创作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民族音乐有分别的”中国的“新乐”。他的这种主张，我认为在当时是比较贴近实际的。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他受到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影响，参与组织或筹办了一些音乐机构，如北大音乐传习所，他组织了很多西方乐器的教学与演奏。在1927年，于上海筹办了“国立音乐院”，它标志着“西乐东渐”在中国系统、全面的传播时期，从此，中国音乐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高层的阶段。这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这些人几乎都致力于在中西两种文化与音乐之间架设桥梁。如贺绿汀、吕骥、江定仙、钱仁康等。当时还创建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等一批音乐教育机构，多是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表演技能为主，在教育体制方面主要是参照了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 五四开始，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立起各种新型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大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以及“国乐改进社”等等。这些社团的活动主要包括进行中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乐器演奏技能的学习，有介绍和翻译西洋音乐理论。 王光祈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作曲家。研究成果主要有《东西方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他在研究的同时将西洋音乐传入国内的同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推向世界。 同时，欧洲不少作曲家致力把西方的音乐技巧、理念和西方的音乐比赛介绍到中国来，并努力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上得以表现。俄国人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