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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起遣岛民与海上备御实态考察 　　摘要：洪武朝起遣悬海岛民是特殊海上形势下的产物。起遣地域遍及东南沿海的众多岛屿。起遣的本意在于避免部分“殊难管辖”的岛民与倭寇勾连为乱，或将有可能发生的乱源纳入州县或卫所有效管辖内。但从长远来看，官方期许的正常海上秩序并未维持长久。国初“墟其地”的海岛在中期成为养奸滋乱的场所。海盗、倭寇纷纷结巢海岛，促使官方将海岛纳入出海军巡洋会哨管制体制，而实际运行中却又面临着起遣后“有客无主”的窘境。为适应形势，自嘉靖朝始，经隆庆、万历以至天启诸朝，不少官员屡起岛屿屯田、复县之议。或出于部分官员弊大于利的客观考量，或由于既得利益势豪之家与部分官员暗中牵制，这种呼声总是多遭掣肘 关键词：起遣；岛民；巡，肖；屯田；复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9-0140-11 作者简介：牛传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天津300350） 洪武年起遣悬海岛民是朱元璋禁海与防海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有明一代海上秩序及备御产生重大影响。与明末清初迁界相比，明初起遣岛民事件似未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怀。尽管早先有安京、陈春声等触及明初福建部分海岛及广东南澳岛徙民等问题，但其着力点分别在介绍古代海界形态与明前期潮州海防建设影响中的人地关系。近年来，谢浞又围绕舟山群岛、乐清湾玉环等处探讨东南沿海自明代倭乱至清初迁界以来地方社会的变迁机制与区域语境。但整体而言，洪武朝起遣岛民似有诸多未发之义。洪武年间起遣岛屿的界限及各地起遣实况至今似尚未清晰理出；起遣后岛域状态及其对海上备御的影响尚不明确；明中期主张在海岛屯田、复县等呼声与起遣及防卫有何关联、缘何又屡议屡止等问题尚需探索。故拙文聚焦上述问题，钩稽史料，初作探研 一、洪武年间起遣岛屿的界限及其实况 东南沿海江浙闽广诸处，自南宋起即聚集着数量可观的“贩海之商”。忽必烈平宋后，其重商、重市舶政策继续推动着东南海商崛起。朱清、张碹等开创的海运体制，在催生出一批海运豪户的同时，也增强了海道所经地域的战略区位优势。然而，至朱元璋立国时，大明面临着与宋元迥异的海上形势 元末，张士诚、方国珍等军功漕户分据苏、松、通、泰、杭、嘉、宁、绍、温、台、处诸郡。朱元璋降灭方、张后，其残党“窜入岛中”，“煽诱倭奴，相与为乱”，“以故洪武中倭数略海上”。此时西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沿海诸省卫所建置普遍偏少，朱元璋采取禁海、与日本南朝交涉及出海巡捕倭寇策略，阻遏倭夷与海盗的合流。同时，借机起遣海岛居民入内地，实行所谓的“清野之策”。甚至部分沿海州县的基层乡里处在海岛之上者也被迁入内地安插 起遣岛民的事件自洪武三年以来即见诸史料。洪武三年，安禄侯奏徙温州外海之苔山岛民人内地以避倭患。四年十二月，靖海侯吴祯受诏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海中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111730人隶各卫为军。十五年闰二月，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海岛蛋户万人为水军。此时起遣的人户，除民户、军户、船户、蛋户外，尚有渔丁、盐徒及无恒产者，各地虽见有零星记载，但大规模的持续性海岛起遣似未完全开启。至洪武二十年，情况方有显著变化。这次起遣源发于舟山附近兰、秀、剑、岱、金塘五山争利，按照明人郑若曾的说法，岛上民户“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为边患”。洪武二十年，汤和经略海上时以其民孤悬，徙之内地，改隶象山县。对此，乾隆《象山县志》云：“信国疑苞蘖之萌也，乘兰、秀二山土寇之扰，定谋废县，而四十六山、南田十有余密禾黍尽为榛莽矣。”实际上，舟山岛上居民并未完全起遣 按舟山地方原置昌国县，辖富都、金塘、安期、蓬莱四乡，另有昌国卫。洪武二十年起遣海岛居民时，革县治，移置昌国卫于象山县天门山。四乡之中，金塘、安期、蓬莱三乡居民完全起遣内地，富都乡则存留四里500余户居岛，其行政管辖由定海县带管。其外兰、秀、剑、岱、金塘、大榭诸岛民也在此时遣入内地。浙闽沿海其他诸岛居民起遣也随之展开 宁波外海有南田山，原设三里村落，居民繁盛，有田地30顷，洪武时也被起发，“遂空其地”。据崇祯《宁海县志》载，此地发遣也在汤和起遣岛民之时，起因在于汤和认为此地“易于通倭”。附近石坛山、大佛头等处也被遣徙，成为“空地”。太平县东南海中有石塘山，“以倭寇数犯境”，居民被徙居腹里，“遂墟其地”。台州之玉环岛，洪武二十年徙入腹里。史籍中言“一洗而空之”，未留人户。其他如南麂、东洛、高丕等岛屿之民也在洪武间为汤和所徙 福建沿海不少岛屿居民也在洪武间起遣内地。如福宁州外海有嵛山，居民稠密，垦土成田，江夏侯周德兴以其地“孤悬海中，徙其民于七八都，此地遂废为荒榛”。按周德兴经略福建缘海防卫也在洪武二十年，嵛山岛民起遣大概即在此时进行。福州府连江县海上有上、下竿塘山，以防倭缘故，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