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五四时期大学生的生活.docVIP

发挥历史想象力，用“我”写五四时期大学生的生活，题目自拟，内容角度自选，750~850字，不准借鉴，不准抄袭，复合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的女学生　　■张莉（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在这个运动中，女学生们年轻而热情的身影首次进入大众的视线。当她们走上街头与男学生们一起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时，这不仅意味着五四运动成为全体中国青年共同参与的一项爱国运动，也意味着妇女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式进入了历史舞台。女学生的存在使青年学生运动获得了更有效的激励，大力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男女合校运动，加速了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步伐，引发了妇女参政热潮。尽管历史上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来，但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的女学生们及其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却值得记下。　　“五月四日”这一天　　这是当年北京女子师范的建筑布局：“从大门到女生宿舍，有四道门，中间是一条长阔的过道。大门是两扇大铁门，向来不走人，女学生们都从旁边的小门出入，会客室即在小门的旁边。第二道门的楼上和楼下，是男教职员的办公室。第三道门是女学生的教室，门的左右和楼上共有八个教室。第四道门，也就是整个建筑的深处，是女学监的办公室和她们的寝室。学监办公室的楼下和四周，是女学生的寝室，寝室的楼下是女学生自修室。”层层的关卡，显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监督女学生的日常起居，也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女学生不能随意出门。　　1919年，这所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所国办的女子高等学府。尽管这所全国著名的学校里生活着当时最为优秀的一群年轻女性，校规校纪却也是极为严格。女学生们都被要求住校，星期六下午家长需要持通知簿，把簿交给学监，学生才可以进入教室上课。白天查教室、查制服、查发髻，晚上学监要查自修、查寝室。几十年后，女高师毕业生程俊英认为五四以前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名为女高等学府，实同监狱。”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学生（男学生）都走上街头，抗议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但是，程俊英回忆说，五四运动那一天，女高师学生并不知道学生运动的事情。　　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年的女学生吕云章分析说，“当时社会一般认为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如果到街头和男孩子混在一起，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一般家长对女学生的管束都特别严格，除了上学之外，总是禁止她们单独外出。”消息闭塞，再加上学校和家长们的严格管理，女学生们没有能参与这次游行。　　5月5日早上，女高师的老师陈中凡来上课，学生们才晓得北大同学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事情——原来北京城里已是翻天覆地。5月6日，陈老师又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因为打了卖国贼，警察厅派人逮捕了许多学生，高等学校大都停课了。这些信息使女学生们群情激动，课堂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纷扰，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卖国贼。她们也要求停课，以支持那些被捕的学生，还要求学生自治会开会，派代表和其他大学同学联系。　　也正是在5月6日，北京学生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这个联合会的成立很重要，它促成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而后者变成了全国学生活动的大本营。当然联合会也意味着在北京的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男校和女校，都需要联合在一起。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男女学生大群的联合在一起集会，活跃的共同参加同一会议并且共同组织成一个团体，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空前的创举。”需要了解的是，中国还没有一所男女共校的学校，男女学生之间开展共同活动的可能性很小，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从理论上来说也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就此而言，以女高师、协和女大为代表的北京各中等以上女校加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意义也就得以凸显---它为男女青年共同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一个月后的请愿活动中，女学生代表成为向政府请愿的重要力量，给予了学生运动有力的激励。　　1919年5月19日，北京全体学生大罢课，女师学生也响应号召。　　据罗静轩和程俊英回忆说，那天晚上，她们听到同班同学关应麟的哭声，大家惊慌下楼，看到小关咬破了右手食指，鲜血淋漓地在写血书。　　她见到同学们就大声说：“姊妹们，真痛心呀！外国人这样欺侮我们，中国还有这么多的卖国贼，我预备从明天起不吃晚饭，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北京学界联合会。”　　与女高师同学一样，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读书的冰心，也是事后得知。但五四运动的热风，她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晚年的她记述了五四运动时协和女子大学里的情景：“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