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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分为五个方面，即对职工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和对政府的责任，研究公司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当期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具体而言，上市公司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当期高管变更也会对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在非常规组和非国有组，这种交互影响关系更为显著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高管变更产权性质交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F272.91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的管理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管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如今，高管不仅是股东的代理人，也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在资本市场中寻求资金以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注重与利益相关者交换资源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高管变更是董事会重要的决策之一，意味着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结构关系的重塑，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不到满足时，也就是说企业高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较低时，利益相关者有权要求更换高管。因此，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产权性质和高管变更原因的影响。首先，就产权性质而言，国企主要是政府的代理人，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还要兼顾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目标。国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着较强的政策性约束（贾兴平和刘益，2014），可以说国企整合了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更多地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做贡献。同时，受政府的牵制，国企高管的任命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非国企则自由度更高，其经营目标也比较单一，即经济目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非国企，国企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变更之间的敏感度更低。其次，就高管变更原因而言，根据已有的研究，高管变更通常被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刘星等，2012），而高管变更作为一种违约惩罚机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变更中（Chang Wong，2009） 陈丽蓉等（2015）以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变更交互影响展开研究，他们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那么，企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交互影响是否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以我国2008～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成对政府、债权人、股东、供应商、职工承担的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研究企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旨在探究企业高管变更对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哪些利益相关者会导致企业高管变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基于一套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所必尽（法律上的）或应尽（道德上的）的责任（张兆国等，2012）。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契合（Carroll，A.B.，1999） 根据权衡假说，企业虽然是一个社会资源综合体，但其资源有限，企业必须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对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承担多一点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对其他一方的责任。一般而言，企业无论是以利润最大化还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都会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再融资能力，而融资来源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等债权人。因此，相比对员工、客户和政府的社会责任承担，企业会优先承担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高管作为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者，与公司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间存在着隐性的“契约”关系。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资源更为丰富，其向公司寻求利益的契约诉求程度也更高，因此，如果以高管为代表的公司对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状况恶化时，股东和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公司更换高管。同时，高管变更作为一种违约惩罚机制，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变更过程中（Chan Wong，2009）。高管利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巩固自身职位的动机主要是避免被非常规更换，而无法避免年龄、健康、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原因造成的常规变更（陈丽蓉等，2015）。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 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