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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新闻专业素养一次成功展示 　　2008年11月3日，新华社发出报道：“重庆出租车司机因运价低等全城罢工”。①这是一篇让人忧喜交加的报道。忧的是，在除公交车外，出租车是百姓最重要交通工具的山城重庆，因打不到车而无法出行的市民会不会对司机们的做法由不理解而产生怨恨；而司机们得不到市民的理解，自己的要求如果又得不到恰当的回应，全城罢工最后会不会出现恶性演变？喜的是，主流媒体对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明的“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②，以及温家宝总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③终于有了较为深刻的领悟和切实有效的实践，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创下了一个“破天荒”。 一、一则中国罕见的“罢工新闻” 11月3日早7点钟左右，重庆街道上竟不见一辆出租车。8点左右，许多等车的人都开始抱怨，后来听说出租车罢工，就赶紧去挤公共汽车了。罢工的主要原因有三：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致使黑车泛滥、运价低、出租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9点47分，新华社记者发布有关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时，罢工仍在继续。④ 从以上内容看，新华社对重庆113事件的报道可圈可点。假使对照于胡总书记6月20日讲话后的其他一些报道，比如，瓮安628事件的头一则报道，其可喜之处就更加显现。它不但具有时效性、透明度，而且还以客观报道为宗旨，勇于突破定式观念的束缚 1．时效性极强 113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第一时间的消息就由新华社这样的权威信息源发出。这意味着主流媒体掌控了信息发布和澄清事实的主动权。反观瓮安事件，发生于6月28日下午，直到第二天晚上，现场记者才首次发回题为“我省依法妥善处置瓮安6.28打砸烧突发事件”的报道，而此时大量虚实难辩的消息早已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⑤以至于7月1日20点24分，在贵州新闻办为通报“瓮安事件”而举行的发布会上，各方记者提问时所依据的，竟然都是传闻。⑥白岩松7月14日曾以“为什么不更早地让老百姓明白真相？”为题，在央视《新闻1+1》中这样表述他对此事件报道经过的感知：“从这个女孩不幸的溺水身亡一直到今天已经接近20天了，我非常痛心于其中的六天，困惑于其中的三天，感慨于其中的两天，然后喜悦于其中的一天，但是更期待的是明天”。⑦ 2．透明度极高 新华社的113事件报道叙述清晰准确，透明度极高，尤其是其标题，直接点明“罢工”。“罢工”，指的是雇工集体停止工作，以支援对雇主提出的诸如提高工资，或改善待遇之类的要求，“运价低等”和“罢工”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顺理成章。如果没有这个事实为前提，擅自将这样的集体行为定性成“罢工”，那肯定是主观、武断、有失公允。瓮安628事件发生后的那第一则官方报道，告知公众的竟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件的处置结果，这无疑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极大侵犯。凭什么在公众还未得到官方对事件任何如实报道之前，就已将事件定性为“打砸烧”？又凭什么以为公众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会相信该事件已得到“依法妥善处理”？ 3．时代性鲜明 由于主流媒体这次能正确领悟胡锦涛总书记的“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以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为己任，与时俱进，这则“破天荒”的罢工新闻可谓建设性地突破了叙事界限，体现出主流媒体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是我们的新闻传播逐渐成熟的标志 “罢工”这一词语出现在中国国家通讯社对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上，让人感到不一般，甚至有人觉得它“惊心动魄”。⑧一位主流媒体的记者根据所采访的市民反馈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用了一个定义清晰的词语：“罢工”，以期客观地表述出租车司机要求改善经济待遇的集体行动。这原本应该是情理之中的平常事，但有鉴于这是国内罕见的罢工新闻，它才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以往遭遇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媒体往往会动用“群体性事件”，或诸如“一些人”、“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的词语。瓮安628报道便是其中一例： “6月28日下午，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烧突发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⑨ 可怎样的人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又有什么依据可以证明他们是“不明真相的”？他们何以会一“煽”就“动”？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有藐视公众理解力之嫌；“群体性”事件这个词语不仅概念不清，失之笼统，而且长期以来总是和聚众闹事，影响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等“恶劣”行径连在一起。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