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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高企行政成本使艰苦奋斗成追忆等 　　别让高企的行政成本使艰苦奋斗成追忆 胡印斌 220平方米的办公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想，饱受高房价折磨的国民大概很容易想象出其规模、格局甚至细节的布局，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很生气?我感兴趣的是，一边享受着如此宽敞的办公用房，一边畅谈艰苦奋斗，那些官员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应?在那样大的房子里办公，真的很有必要吗? 先说规定。按说，办公室面积也是有标准的，年初国家发改委规定，正部长级别的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以下级别的官员办公室面积也各有规定。在人均拥有办公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实际情形面前，发改委规定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日，不论发改委规定的办公室面积是不是实事求是，各党政机关公然无视禁令建设超大办公用房，充分暴露出权力的肆无忌惮。此外，有规定、无查处，有发布，无落实，则规定不过一纸空文。可见，即便是制度建设，也应该切实可行、务求实效，不要敷衍了事 再说需要。为人民服务确实需要一个场所，然而，这个场所到底应该搞多大，原先并无特别规定。而那时的官员们也能秉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从简，只要能把事情做了、做好，并不特别讲究个人的舒适。不知从何时开始，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越修越豪华，办公室装修也越装越上档次，甚至出现了诸如“阜阳白宫”、“成都行政中心”等超级豪华的机关。官员辩解称是与世界接轨，这不过是糊弄人的鬼话而已，公共利益优先已是当今世界通行准则，要说“接轨”，应该先接这一理念的“轨”。说到底，不过是官员的个人需要而已 连日来，河北西柏坡革命旧址的游人川流不息，游客排着队走进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当年的办公室，屋里实在逼仄，游客站不了几分钟就得为后面的游客腾地方。在那些只有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代伟人开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业。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年来，两个“务必”言犹在耳，而很多官员早已经置若罔闻了。公车唯恐不豪华，衙门唯恐不威严，宴席唯恐不排场，党政机关行政成本之高企，已经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距离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越来越遥远了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验很多，而艰苦奋斗当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过去国家底子薄，凭着艰苦奋斗，硬是闯过了一道道的难关；现在国力充实了，更要讲求艰苦奋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艰苦奋斗关系到执政党的立党立政之本，不可不慎 还有多少“净土”是腐败新高发区 迅　之 高校一直被人们视为做学问、搞研究的“净土”，既没有行政权力，也不投资运营。然而，近年来，招生录取受贿、科研大楼建设贪污等新闻不绝于耳，新近发生的武汉大学基建工程腐败案又添新例。之前，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陕西近3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可以说，高校已经成为腐败的新高发区 为什么高校成为腐败的新高发区呢?主要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有利可图，二是缺乏监督。高等院校，在一些人眼里，曾经是“圣洁殿堂”，是清净的场所，是卓然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是“穷教书匠”毕集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与腐败风马牛不相及。曾经，这也是事实，在“臭老九”的年代，高校自然是清廉的地方，无油水可捞，又怎么能够不清廉呢?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知识经济的张扬，各地人才战略的高举，高校产生了新一轮的大跃进：不仅是大幅扩招，人员数量大跃进，而且是大面积兴建楼堂会馆，在物质方面大跃进。这两个方面的扩容都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借此插手经建项目，从中寻租；教师尤其是著名教师可以通过参与出题、出书、演讲等获得高额的体制外收入 这是有利可图的方面。但如果高校纪检部门约束有效，监督有效，腐败也不至于频繁发生。可惜的是，在这一系列高校腐败案中，高校自身的纪检机构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既然有利可图，监督又缺乏，腐败怎么可能不发生? 按照这样推理，当前社会上是不是还有一些既有利可图又缺乏监督的地方或机构呢?这是更发人深省的问题 净土就应当是净土，但这个净不能自己言净便可净，要想净土真净，便应当引入第三方监督力量，让监督无禁区。其实，不独高校是净土，哪里都应当是净土，让各种社会监督合力，既以此还净土以清白，更造就十方净土。功莫大焉 “最后疯狂”，给政府“公司化”添加新注脚 吴　酩 学者说的“政府公司化”，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像公司一样，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运用手中的权力，大干与民争利的事情；而笔者讲的却是另外一种现象：某些政府或部门的领导，把自己“管辖的地盘”当成自己的私营机构，肆无忌惮地通过这个“公司”或谋取私利、或恣意胡为 还是好几年以前了，一位当地方领导的朋友曾经这样介绍他们那个地方人事方面的运作情况：常委会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副董事长，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