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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世界中时间观念 　　“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的确抓住了孔于思想及其人格特征的实质。本文认为，对时间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普遍存在于孔子的思想世界中的，集中表现于天道观、“时中”、“教学”及伦理实践过程，其中包含了人生在世的时机化意蕴 天道观中的时间问题 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最大贡献无疑是开创了“人学”，即主要从道德生存实践领域分析和思考人的问题。这的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孔子在以人为思考起点时，同样也思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即“形上之天”的问题。因为在古代的思想世界里，人们往往把自然宇宙以及人本身的根据追求至“天那里去 孔子对“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既有自然性、无意志性之“天”，“天”自己不“言”，就像四时百物那样消逝代谢，这里的“天”具有无限循环的自然属性，因为它的非理性特征，人无法投入到这种时间的绵延洪流中；又有主宰性之“天”，表现在对于人生老病死、富贵贫贱甚至历史文化命运的主宰，昭示了“天”之在人的道德属性，人可以理性地去把握形上之天，但是，人无法改变天的主宰意志。如：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论语》只注篇名)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两个义项在孔子的思想中不占主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置之不顾。实际上，它表明了孔子对周代以来自然天道的朴素理解和受到宗教主宰性之天思维习惯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在“天”的概念里内在地包含着时间的重复与非重复、变与常、自然与道德等近乎两极的张力。如何解决这种“张力”，孔子提出了道德时机化的问题，主要有下面两层意思： 一方面，孔子认为“道”之运用或衰落都是“命”来决定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道之行与废，往往是人力所无法决定的。所以孔子强调要“知命”，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把“知天命”作为君子的品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同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命”并不具有主宰义，而是更多地强调人去实践“使命”的可能性。孔子认为天之在人的“命”即天赋予人的使命是有形上根据的，那就是“天”。天给人以“德”与“直”，这为人实现“形上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提供了形上依据。所以，人自身可以“敬畏之心”来对待“天”赋予人的使命 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人去实践天之在人的使命，这个意义上的“天命”可以用他的“道”来替换。因为孔子的“道”更多指“人道”，是现实社会中人必须遵循的共同的道路，其作用的发挥是一个由此至彼的时间过程，这个时间过程就是实现天之在人的仁义道德。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孔子这里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这是通往仁德和实践“天之命”必须要有的共同规范或理则。孔子一生是“志于道”的，并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以，在孔子看来，天人之际无疑表现为一种沟通与交流的时机化存在方式，人不仅是天道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并且，人在事实上还是天道终极性的创造者。通过道德的时机化可以达致天人合一，这一点从根本上推动了先秦天道观的进展 《易》《庸》中的时间意义 道德的时机化在孔子这里最好的表述就是“时中”，主要表现在《易》《庸》之中。“时”与“中”都是古老的观念，但是将“时”与“中”结合起来作为一种学说，孔子应该算是第一人 孔子学《易》“观其德义”，认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研究《易》是在寻找使道德更具恒久时间性的理论根据。清人惠栋认为，“《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意，而曰：君子而时中。孟子亦曰：孔子圣之时者。夫执中之训，肇于中天；时中之义，明于孔子；乃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也。”由此看来，“时中”还是孔子解《易》的主要原则和孔门思想的一贯之旨 “时中”意思是“随时而处中”，即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对此解释道，“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朱熹注解曰：“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集注) “时中”与中庸、“易道”、“天道”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其核心内涵所在，包含了最切近人真实存在的时间性意蕴，这是孔子对“形上”问题认识的深化。下面再分析孔子在形下实践领域对时间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教学”及伦理实践过程中 “教学”与伦理实践 过程中的时间意义 孔子以“六经”教学。“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有人称之为“六艺”，“艺”意味着灵巧、机变、分寸感，在“随时以处中”的时机化境域中完成人生道德的不断升华。孔子终生好学，所学无非“六艺”。前面已分析了《易》、《中庸》的时机化特征。现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