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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态势多维审视 　　2005年10月29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联合举办的“新世纪中文传播”研讨会在香港树仁学院成功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树仁学院等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专家学者30余人，就新世纪中文传播的新政策、新技术、新合作、新生态展开了认真的研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与见解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新闻工作方面作出了若干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作了全面的概括与分析，将其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强调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实行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将传媒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将新闻学纳入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社会科学之一；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列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 对于中国信息公开的进程，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魏永征教授作了专门探讨。魏永征认为，从近年正在着手规划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有关法规来看，当前的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点：从单项信息公开到整体信息公开；从以政府职权为出发点到以人民知情权为出发点；从单向的政府公开信息到双向的政府公开和民众向政府要求公开并行；从政府任意决定公开或不公开到建立监督和救济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当然，现有关于信息公开的“建议稿”和地方规章，观念变革的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操作的意义。究其原因，有关规章还存在着施行上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与其他法律、权力体系、信息控制体系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因此，在中国实现信息公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与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相关联，近几年来国内报纸言论空前繁荣。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建雄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报纸言论的繁荣，除了日趋激烈的报业竞争起了催化作用外，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传播新思想、新观点为特征，以关注现实、释疑解惑为己任的报纸言论，自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期待和读者诉求。不过，报纸言论近几年跨越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无病呻吟、人云亦云、跟风“热炒”乃至盲目“抬杠”，在言论中已司空见惯。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充分重视独家言论在社会转型期的独特价值与作用，千方百计开发独家言论，使报纸言论与报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在电视领域，“内容为王”是近年来中国电视业界与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短语之一。然而，什么是“内容为王”，为什么要“内容为王”，内容何以为王，往往众说纷纭。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认为，在历时性上，中国电视经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三个时代，与此相对应，电视内容分别经历了宣传品、作品与产品阶段；在共时性上，电视内容的传媒本质包括时代、时尚、时下、时机、时段等五个方面。因此，当前电视内容生产应处理好必视性与可视性、相关性与悬念性、点与面、真与假、情与理、深与浅等六大关系。胡智锋教授还强调，智慧改变世界，当前的电视内容生产必须进行诗意的提升，生产出更富美学意蕴的艺术产品，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期刊业的研究相对薄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殷晓蓉教授对中国期刊管理的动态演变问题作了专门分析。殷晓蓉认为，就目前的态势而言，中国期刊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地位比较独特，既要监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行，制定与之相关的具体条文，掌握政策方面逐步开放的节奏和空间，又要针对原有的基础、长期的传统和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协调与处理行政性保护与市场因素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期刊管理部门主要是围绕“结构性调整”的时代任务进行管理。近年来，中国期刊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管理问题，主要是“异地办刊”、外刊中文版、发行量认证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我国期刊业的健康发展，值得认真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媒体已成为传媒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并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董天策教授和研究生陈映就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作了专门探讨。他们认为，从1997年《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这一帖子的转载开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就开始了议题互动。1999年人民网开设强国论坛之后，议题互动变得密切起来，到2003年更出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联手打造舆论盛会的局面。就互动方式而言，一方面是议题从网络流向报纸的“溢散”效应；另一方面是议题从报纸流向网络的“共鸣”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