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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民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价值意蕴析论 　　摘要：当前，国内民歌的艺术形式在发展中主要形成了民歌电视选秀与地方旅游剧目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充分体现了文化工业时代商业价值的特征。要推进民歌艺术健康发展，必须在其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民歌在文化传播中的正能量，通过民歌艺术形式的再创新，体现出优秀传统音乐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用。据此，要注重“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再平衡，抗衡过度商业化导致民歌文化媚俗化，运用民歌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这是当前促进民歌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民歌艺术；文化产业；价值平衡；中国故事；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86-04 这种民歌艺术发展的样态通常被归之为“文化产业”，如果从理论层面看，它实际上是“文化工业”在当前中国主流语境中的别样表达，而这种以民歌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实际上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艺术市场”“艺术生产”的阐释。马克思指出：“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1]艺术作为精神消费产品，它的价值以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为标准，同时，它作为艺术产品又决定着消费者的审美水准，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互为手段和目的 以电视媒介为基础，以民歌选秀为媒介，形成了专门化的民歌文化产业的第一种类型，中央电视电台的“星光大道”最具代表性。该栏目于2004年10月9日推出，其宗旨是打造百姓舞台，突出大众的参与性、娱乐性，通过周赛、月赛、年赛的层层选拨，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提供一个放声歌唱、展现自我的舞台。阿宝、王二妮就是其中民歌选手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成功有三个重要的元素：草根歌手、原生态民歌、选秀转型。他们的经历，代表了新民歌市场化的一种新的趋势：“原生态”风格为基础，现代流行编曲模式，发行个人唱片、举办演唱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创造了文化效应 与此并驾齐驱的另一种民歌文化产业样态是情景剧，这种民歌情景剧一般是以地方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为基础、意在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民歌文化产业模式。2004年以广西开发的《印象刘三姐》为开端，接下来先后诞生了《印象丽江》（云南）、《印象西湖》（杭州）、《桃花红》（山西）等等。刘三姐、桂林、山水、山歌构成了《印象刘三姐》的文化创意、文化品牌的关键词，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扩充、现代声光电等元素的融入、因势就形实景化表演三个方面而展开。[2]该剧营造了一个具体的时空背景，在桂林山水的自然风光之中，山峰、竹林、夜空成为舞台背景，观众置身其中，得以体会自然与艺术的结合，数年间创造了数亿元的文化产业收益。[3]此后，民歌大省山西也开始了民歌市场化探索， 2007年太原市推出一部“《唱响山西》――山西民歌汇”的节目；2011年推出大型民歌情景剧《桃花红》，[4]而“市场”“旅游”“文化品牌”是这一剧目的关键词。该剧由20首经典的山西民歌组成，在编曲上突出交响乐与民乐的结合，突出晋地民风民俗，通过对“桃花”的寻找而展开。在运作上注重国际视野，国家大剧院首演成功后，先后获得西安、深圳等城市以及中亚等国的演出邀请 分析这两种民歌文化产业类型，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旅游构成了当今民歌发展的重要产业模式，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商业的逐利动机。草根――民歌――原生态；地域――历史――代表人物，构成了文化商品模型。收视率、门槛人口、广告赞助等可供计算的商品资源凸显出来，民歌的文化产业在最基本的性质上呈现出距离商业更近而距离艺术则远的特点，这一点如果运用西方20世纪兴起的“文化工业”理论去分析，会发现民歌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化工业的分析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ies）肇始于霍克海姆、阿多诺、布厄迪等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对艺术商品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批判性的反思。他们对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解读，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对于当下我们开展对民歌文化产业（文化工业）的分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7年）一书中，将以电影工业、流行音乐等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为载体的商业形态（mass cultrue）称为“文化工业”，其特点是“按照计划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阿多诺继承了卢卡契“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作品”通过类似工业化的行为，沦为可供消费和交换的商品。如此一来，通过商品的交换机制，使得艺术自身具有超越性的审美价值被隐形地置换为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使得人与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