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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的想像力与胆识 冯永锋 利用2011年国庆的黄金假期，我去一座不知名的枯水秃山，找了个风水先生，预测一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未来。只见此人双目微闭，嘴唇微动，白发微飘，道袍微颤，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之后，吐出了800字真言，说，好光景倒是有，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想要再多，没有了。 按照我所读到过的公民社会发展趋势理论，未来的中国应当出现大量的社会组织才是，怎么在一个大门不迈二门不出三门不启的道士眼中，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民间公益组织会只有如此短暂的社会需求？ 道士当然是不会给我解释的，他摇头摆尾地走向了他的关房，对他来说，封闭在个人清洁世界远比向众生说法来得安全和可靠。我只能自己寻找解释，我想当然地认为，也许公民社会的真正标志，是组织体系的消亡，而不是新类型组织的诞生。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将不再仰仗于任何组织的吸附、协作、恩典和挂靠；人与人间的关系，将变成更加动态的“志愿者型”关系，随时可能组合，随时可能解散。在诸多类型的团聚与分散中，人们发现无组织无预谋的社会，其实比有组织多阴谋的社会形态更加美好。所有的组织都有冷漠性、迟滞性和被动性，也都有腐败和不作为的可能，与其把希望寄托给组织，不如把希望寄托给自己。 于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显然就有些悲摧了。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其某些行业还是遵循了兴起、繁盛、衰退、消亡等阶段的，而且每一个阶段都相当的漫长，都充足地展示着这个阶段的必然特征。而中国有很多行业，却都是短促的，每个行业不待真正兴起就已经好像繁盛，不待真正繁盛就好像已经衰退，不待真正的衰退就已经面临消亡，不是被新技术新社会形态所取代，就是自己不思进取导致社会的抛弃。 在这样的时候，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需要什么样的想像力和胆识呢？纵便命该如此，纵便中国尚未出现每个县都有足够多的环保组织的时候，环保组织就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十年、二十年，也是应当珍惜的。我们该如何珍惜呢？ （小题）筹资的想像力，在微博时代 霍岱珊为社会所熟知，是他从1998年开始，就在考察淮河的污染，不顾威胁揭示淮河污染的真相。十多年间，这个“工作”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尊敬，但同时也逼迫他寻求机构和自身的发展。霍岱珊确实是在发展的，他现在的绝大部分精力，除了用于构建淮河两岸的监督体系之外，更多的心思，花在给淮河两岸村庄安装生物净水器上面。 生物净水器是一个日本博士的发明，无偿提供给“淮河卫士”使用。但技术指导人家可以帮忙，安装和运营的费用，就得“淮河卫士”自己去筹集。霍岱珊计算了一下，大体给一个村庄安装一台生物净水装置，需要30万元左右。此前他安装的几个村庄，用的钱，都是七拼八凑来的，真正大笔的捐助，尚未善心人士给出。 这几年霍岱珊声望渐起，他的故事被许多人传诵，他创造了与污染企业合作的“莲花模式”之后，这几年又创造了和有意愿保护环境的地方政府合作的“桐柏模式”。这些工作和声望积累，让他频繁地获取了诸多环保领域的奖项。可很多奖项是不给钱的，给他颁奖与其说是对他的鼓励，不如说是借他的故事来给发奖者自己抹粉涂金。颁奖现场，往往也是名流云集，但名流往往都是无情的，听了他的故事，没有几个人会涌起与他合作的念头。因此，霍岱珊虽然频繁在全国各地出席各种颁奖仪式，但最终在筹资上的收益，或者说业务伙伴的发现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突破。 有人责怪霍岱珊的无能，说他不擅长和企业家谈判，不擅长和基金会交流，不擅长与社会资源合作。过去，募捐的理论，一般都指向富裕人士，美国的经验也表明，20%左右的人，至少提供了80%的公益赠款。而80%左右的人，最多只供应了20%的公益款项。这给了不少筹资律师以明显的风向标，让他们成天把精力，散落在与富家子弟来往上。 但微时代的来临可能会改变这个状态。公益组织或者说环保组织将很可能在募捐的两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一是富家大笔捐赠将可能转换为平民的“零钱慈善”，一个陈光标固然可抵上几万个普通百姓，但几亿普通百姓肯定超过十万个陈光标。二是灾难型的捐助将日渐向常态型捐助转化，我们不可能等着出现了重大灾难再开始“被单位要求去排队捐款”，我们完全可以平时都随手捐上几块钱。 在这个时代，霍岱珊怎么办？他是不是可以与一个基金会合作，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开展定向募捐？中国的大城市虽然多，但大城市里举办的公益募捐活动却很少。难道没有一种可能，每周举办一场小型的募捐活动？一次只需要募集上30万元，一次只帮助一个村庄。这个活动再配合网络上和微博等线上平台，长期举办下去，霍岱珊们的公益计划，是不是就有拨云见日、青天顿开之感？ 环保组织也是一个社会集成的行业，这样的工作，霍岱珊如果不敢想，基金会为什么也不敢想？天天不知道该如何把钱花出去的基金会不敢想，大型门户网站们为什么也不敢想？大型门户网站不敢想，以想像力和创意力著称的众多青年环保人士们，为什么也不敢想？ （小题）和同行在一起，还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