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争史.doc

“我”的战斗史 先秦语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数量很多。泛用的根据《尔雅·释诂》有以下十种:“、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经过时间的筛选，其中我、余、予、吾、朕使用广泛,为人们熟知。在这五个词中,出现最早,使用最广泛,存延时间最长的是“我”。 仔细想来，到如今，我们都习惯用“我”来表示第一人称代词，而极少用“余”、“予”“吾”、“朕”来表示了。那么“我”是如何在文字的历史长河中流传并且壮大的呢？ 首先从“我”的起源来看。“我”是出现最早的第一人称代词，但最初“我”的本义并不是这个意思，《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从戈,从戈，表示兵器。这里有个有趣的说法： 我们的中国的上古时代，只有两种真正的天神，一个是“单”（上帝高祖夔），一个是“戈”（苏美尔等外族称“奥纳斯”，是早期人类的文化之师）。我字的本义是“天神戈”，引申为第一人称的“我”，其意在于表示：“我们都是天神戈的子子孙孙。”戈后来为什么又引申为兵器呢？这是因为先民又仿“天神戈”之形制造了“兵器戈”， “兵器戈”是仿天神之形而造兵嚣之形的，目的自然是“人假神威”，以利战争了。 参看“我”字的字源演变也可看出，“我”从表面看来也是极像武器的。 “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 “我”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时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 从“我”的这个历史渊源来看，它是相当具有霸气的。“我”字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始祖，以其强大的历史文化魅力，这是“余（予）”、“吾”、“朕”等所不具备的内涵优势，正如人们不可忘本一般。 再次，从它们的感情色彩上看。“朕”是尊称形式，表示尊崇的意义；“余”、“予”和“吾”都是谦称形式，表示谦卑的意义，如：“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民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左传。隐公11年》）”； “我”是通称形式，不具有谦卑尊崇的意义。而“我”还具有强调自身的意味，如“我，丈夫也”、“彼人我亦也”等，或者加重语气，或者相对他人突出自己。《尔雅·释诂》中解释说：“朕，身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那么随着封建专制的结束而被淘汰的“朕”字也就完全失去了第一人称代词的“竞争力”。而“余”、“予”、“吾”在感情色彩上较“我”则狭隘几分，“余”、“予”、“吾”所诠释的含蓄和谦卑，则不及“我”的通俗与泛用。 第三，从它们的句法功能上对比。这里主要援引《古谣谚》的内容。《古谣谚》为清人杜文澜辑，该书主要辑录了自先秦至明代的谣谚。为我们考察一些古代语言现象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古谣谚》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出现308次，“吾”出现54次，“予”19次，“余”10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字在谣谚中的使用频次大大超过其他第一人称代词，居于谣谚首位。从句法功能来看，“我”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同位语。如： 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史记吕后本纪。赵王友歌》（“我”作主语） 宗越更杀我。《宋书。王玄谟传》（作宾语） 无食我麦。《诗经。魏。硕鼠》 鄙我亡之。《春秋左传。定公十四年》（作兼语） 我二人共贞。《尚书。洛渗》（作同位语） 而“吾”只用于主语、定语；“予”既可作主语，又可作宾语和定语；“余”可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我”字的句法功能不管是在使用数量上还是功能完备上明显较其他的第一人称代词更为广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有着许多形式和用法的，然而在历史的不断考验和选择过程中，“我”字被广泛推崇，使得“我”的功能逐渐扩大，和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边界越来越模糊，在汉语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在和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最终，“我”代替了其他词语成为后来汉语中表示第一人称的专用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