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论文：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doc.doc

新经济制度学论文：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直过”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缺少严格的经济分析。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受偏好、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制度的低效、无效，甚至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必然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绩效，其制度作用可能是不确定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过渡;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直过”论 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就先进的国家、民族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处的社会阶段和革命任务的问题作过研究，但在1871年之前，他们没有提到过落后民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以下简称“直过”问题)。但已经注意，并开始研究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马克思开始学习俄语，并研究有关俄国农村公社的材料。1870年后，恩格斯也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 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原始的土地制度，在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社会中都存在过。是曾经盛行一时的印、欧民族中的土地占有形式，在俄国的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公社土地所有制，而1861年废除农奴制时，地主分给农民的土地是分给农民村社的。村社按人口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实行公社土地所有制。围绕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问题，俄国的民粹主义的各种不同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摧毁农村公社公有制，用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有的则认为，无须经过社会变革，便可从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甚至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不仅是俄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救星，而且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救星。用特卡乔夫的话说就是:“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即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较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 这时，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俄国的社会形势的发展，不仅成了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直过”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1875年，恩格斯针对特卡乔夫写作了《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俄国的农村公社公有制，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规定了保证这种直接过渡的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需要的物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五年后，恩格斯于1880年8月5日在给民粹派评论家敏娜·卡尔洛夫娜·歌尔诺娃夫人的信中重申了这种观点。 1877年11月，马克思的《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支持了恩格斯1875年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显然，马克思认为，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马克思说:“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在1881年3月1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严格意义上说是具有公有私有的“二重性”，即公社内的房屋及宅旁园地是私有的，其余耕地则仍归公有。农村公社这种“二重性”既可使其成为公有制的生命源泉，也可能是使公有制瓦解的根源。“一切都取决于决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要不同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宣言》俄文版合写的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又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可以说，他们认为存在从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但要求有十分严格的前提条件或限制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必须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即必须是外部推动的。直到1893年2月24日，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回信中还指出:你关于俄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推动的，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直接过渡是需要国际、国内条件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