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中制度安排.docVIP

人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的提出 制度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重视非市场因素， 斯密（1759）有过这样的论述：“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触，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1994）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间断性特点，它的变迁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具有“顽固性”。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赫维茨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性文献1972年的文献中，正式提出了经济学中被沿用至今的重要概念：激励。赫维茨我国是一个社会，缺乏契约传统，伦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我国制度孙辰雨（2004）提出：人情要在制度为其设定的范围内健康发展，这样才能更有力地维护制度的存在。 、考试是一种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手段，是一种制度安排，它产生于不对称信息。中国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一直沿袭着考试制度，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历史，可见考试制度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有效制度安排。尽管如此，由于信息甄别成本的存在，在考试结果反映考生能力的有效性方面并非十分完美。这种不完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仅仅凭考试成绩来判断考生的实际能力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由于作弊行为的存在考试成绩。本节的论述将围绕考试作弊的问题展开。 现象由来已久，为了遏止这一现象，学校做出了许多努力。制止作弊。一是校不断加大对于学生作弊的惩罚额度，从到警告处分到开除学籍时至今日，惩罚已经高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但是学生作弊的现象并未显著减少。；如果教师的同情心强，且对作弊的惩罚力度大，结果将是，这是因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教师不忍心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一个学生被开除学籍。 在考场博弈中，学生只有两个行动或策略，即“作弊”和“不作弊”，教师有两个行动和4个策略，两个行动是“抓”和“不抓”，4个策略是： 策略1：学生作弊就抓，不作弊也要抓，记为（抓，抓） 策略2：学生作弊就抓，不作弊就不抓，记为（抓，不抓） 策略3：学生作弊不抓，不作弊反要抓，记为（不抓，抓） 策略4：学生作弊不抓，不作弊也不抓，记为（不抓，不抓） 根据博弈树图1，使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如果，那么完美纳什均衡是策略组合（不作弊，（抓，不抓）），即学生的均衡策略是“不作弊”，教师的均衡策略是“作弊就抓，否则不抓”；如果，那么完美纳什均衡是策略组合（作弊，（不抓，不抓）），即学生的均衡策略是“作弊”，教师的均衡策略是“作弊不抓，不作弊也不抓”。前一种是理想均衡，均衡结果是学生不作弊，教师不抓；后一种均衡是放羊均衡，均衡结果是学生作弊，教师不抓。 “放羊均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教师选择了策略4为均衡策略，学生知道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抓，所以选择作弊是最优的。教师选择策略4作为均衡策略又是因为，这可能是因为教师“心太软”，也可能是对学生作弊的处罚太过严厉。给定同情心，对作弊的处罚力度就成为决定U和V相对大小的关键因素，给定处罚力度，人情因素就是决定U和V相对大小的关键因素。 在这个博弈例子中，个体的同情心或人情因素导致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如果个体的同情心太强，那么放羊均衡就是完美均衡，教师放羊，学生作弊，学生不认真学习就是必然结果，最终导致糟糕的学风、教风和考风。 三、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扩展的例子 现在考虑存在n个考场，每个考场存在一个监考教师，并且同时决定监督力度。假定监考力度变量是连续的，监考教师i的得益函数为，其中，为教师的监督力度向量，为i教师的人情参数，它越大表示同情心越强。假定i的得益是关于i的监督力度的严格凹函数，即0；假定随着同情心的增强，监督的边际效用下降，即。现在考虑教师i的选择，他独立选择行动ai，最大化得益函数，即： （1） 其一阶条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