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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人知识分子心灵史 　　《高洪波文集》凡八卷,皇皇四百万言,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揽卷拜读之际,恰得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我们的出版文化观》、陕西作协副主席王蓬《王蓬的文学生涯》大书赐赠。骤见“文学生涯”几字,不禁莞尔:如日中天风头正健的一代,何来“生涯”之论?及见书中这几位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同窗间的彼此唱和,不由感叹:“恰同学中年”之骄子,当年鲁院与北大联办“黄埔一期”班学员,历经三十余载,勤勉用智、斗力之后,早已做活、入神、通幽。一盘棋,下到如今,九段们渐次开始完美收官。 代际归属 选择高洪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生成发展史”的研究对象,笔者深知这是一次冒险而严肃的旅程。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正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活动时态,前方尚有无限广阔的释义空间,而且,由于研究对象本身涉猎题材领域的广泛众多,也给最终确定其创作门类归属及其创作身份指认造成了障碍。笔者更愿意把《高洪波文集》看作是一部活动的当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充分探解其中奥义,探究这一代人在道统与仕统之间的文化传承,以及他们倾力把握二者之间平衡的能力,是这部《文集》提供给我们的精深奥义和价值所在 无论是从代际归属还是文学史研究上的个案而论,高洪波都极具代表性。他既为创作者又处于管理层,对其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分析,就不仅仅要归于单纯以体裁题材划分类别的当代作家作品系列,而是要归于另外一个“典型文坛”序列:丁玲、周扬、赵树理、张光年、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郭小川、浩然……由这些士人先贤所构成的由“现代”到“当代”摆渡的文学史序列(李洁非:《典型文坛》),归入张天翼、严文井、束沛德等儿童文学作家和管理者的序列。由此,高洪波身份的象征意义和作品的隐喻功效才能凸显 这代人,完全是新政权诞生之后出生的一代新人,没有上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在政权更迭和代际转换之时的内心纠结。他们从小写着“万岁”发蒙长大,有过鲜花明媚的少年时代,创作活动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经由作家协会这个体制批量打造和培养出来的文艺新人。改革开放的30年,是他们登上文学圣坛的盛世嘉年华。及至后来他们身处各个部门管理层,在社会主义文化生产链条中担负起承上启下的使命 干部家庭出身的高洪波,少时富足而有优越感,曾为第二批而不是第一批入上少先队而深感郁闷。当同龄人当“知青”上山下乡插队改造时,18岁的高洪波又幸运地当兵进了军营,获取一条那个时代年轻人最光荣的出路。七十年代末转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由炮兵排长转身而为《文艺报》记者,从此开启文学创作生涯新的一页。如此看来,他简直应该算是“衔玉而生”了,所有的程序都已经事先预置,前程平坦,康庄大道一望无垠。按理说应该天真无忧,只需被按下“开始”键,就会自动按程序一览无余运行下去 如果不是曾经有过的挫折遭际,如果不是“文革”乱世中他的家庭曾有过受冲击的伤痛经历,高洪波的创作面目和人生走向还是不是今天这个模样?他的文章和人格气质中还会不会有“避”、有遵奉一代巨匠龚自珍的“剑气”“箫心”这些机缘? “剑气”与“箫心” 我注意到《高洪波文集》中多次提到近代史上一代文学巨匠龚自珍对他的影响,从学诗时的手书抄录龚氏诗文,到《文集》第八卷末尾的跋,他将创作的起源和归宿皆落于龚氏诗文的发蒙与蕴藉 诗海浩繁,古义渊薮。高洪波独选择了龚氏诗文加以尊崇,且最深爱的又是龚自珍晚年辞官南归之时的《己亥杂诗》,不能不说是命数作祟。龚氏这部大型组诗的沉郁与感愤,彼时正跟年轻高洪波的心境相吻合。当其时,他为官的父亲遭受冲击,家庭正跌宕在运动挨整的不幸中。年轻的高洪波心有所悸,且心有戚戚,对龚氏诗文中“落花”“剑气”“箫心”领会颇深。更有甚者,他还将自己书斋题名“避斋”,正取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并请友人刻了一方闲章:“避斋主人稻粱谋士”。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说,虽然境界不太高,但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乃在生活中疏淡自在、与世无争的性情使然 一个“避”字,是他对龚氏诗文旨趣的感受和体悟。“避”非躲避与回避,而是不相与争,免除无谓的争议和争斗,力求办实事,忌矜夸。而龚氏诗文中盘桓萦绕的“剑气”和“箫心”的中心意象,则铸就了他诗心的美学向往。剑气多慷慨,而箫心常缠绵。这些意象构成高洪波自身的美学追求和人格期待,其现世宗旨即为直面人生、勇担道义的责任感 于万千诗文中,独撞上龚氏诗,并由此规定了命运和走向,如果不用《易经》里的运数来阐释,几乎很难从中解说。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假设:假如当初高洪波学诗时喜欢上的是屈原李杜白居易等等,后果又将如何?气质决定诗心,如同性格决定命运。即便遭遇上或者曾经遇逢过那些人,倘若气场不相接,也会如风过耳丝毫不受影响。学诗途中,惟龚自珍之“避”之“剑气”之“箫心”,最能令他领受和会心 有了“避”“剑气”“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