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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 作者： 韩鸿　　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 关键词： 参与式影像 发展传播┊阅读：5065次┊ [摘要]：参与式影像的中国实践已有十多年历史，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尚是空白。本文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影像实践形态，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对参与式影像的概念、来源、操作程式进行了解答，并对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的特殊价值，最新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改变传播的不平衡状态，是近年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从1991年起，一种新的草根媒介和传播方式——参与式影像就开始进入中国，并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潜滋暗长。到2007年，这种新的影像形态已经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台湾“鸟山头影展”等场合多次亮相。在国内参与式影像实践方兴未艾的时候，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仍是空白。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影像是如何操作的？它与普通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在中国有什么特殊价值？发展中尚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做引玉之砖，结合国内外参与式影像的最新发展态势予以解答。 一、参与式影像及其起点。 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参与式影像可以说既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套工作方法。肖和罗伯逊（Shaw and Robertson）将其界定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Shaw and Robertson ，1997；1)[2] 里奇和克里斯·朗奇（Nich and Chris Lunch）则认为参与式影像是“动员群体或社区塑造关于他们的电影一套方法”。[3] 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作为20世纪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把影像作为弱势者发声的工具和媒介，通过与草根民众的参与性合作，“给人民赋权以塑造他们的命运”，它给那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之中被忽视的人一种声音，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没有被呈现的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促进发展问题的解决。（Shirley A. White,2003:20）虽然对参与式影像有不同理解，但仍有几点基本共识，即：1、它是对影像技术的创造性运用；2、民众不仅是信息终端，同时也介入生产过程成为影像信息的产制者；3、它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行为。 参与式影像起源于1967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在纽芬兰地区实验成功的“福古岛程式”（Fogo Process）。在这项名为“挑战变革”（ Challenge for Change）的计划中，加拿大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偏远的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导演兼制片人Colin Low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的Donald Snowden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变革和为民众赋权的工具，给平时无法“发声”的岛民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他们将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福古小组”总共拍摄了28部关于岛民生活、个性和事件的短片(Coish, 1975)，并岛上在35个地点放映。散居在岛上10个社区近三分之二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了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策部门在观看电影后，也有了同这些很少听到的草根声音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最终导致政府公共决策的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福古岛建立了造船厂和鱼业加工厂，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之后，这个以“福古岛程式”为名的影像实验开始在全球推广，成为参与式影像的基本模式。 二、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式及与普通纪录片的区别 参与式影像诞生后，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 进度 主要工作 具体做法 第一周 了解社区，熟悉项目，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