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莩东‘拜右 2013年第4期 行动者、村庄与国家：城中村改造中农民行动的情景框架 戴建生 f摘 要1在广州市珠江村城中村改造中，农民的行为选择受到不同行动框架的约束，该约束成为大致相 同社会情境下农民行动逻辑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国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市场交易性框架，当国家和市场 不能提供足够高的保障水平时，农民又会转而回归村庄集体，寻找安全性框架。不同的社会情境触发不同的 行动框架。道义论和理性论都过于绝对。 【关键词1城中村改造 行为选择 交易性框架 安全性框架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4-0045—05 一、导论 学界在探讨农民的行动逻辑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本体论的视角。在该视角框架内，形成了“道义经济”和 “理性小农”的对立．也称“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道义经济论者认为，农民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的行动 原则是安全第一，即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而不是那些回报较高但风险也较高的策略；111“理性小农”论者 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时刻计算着经济收益，并主要依赖对经济利益的权衡作出选择。121另 一种视角是社会互构论的视角。这一视角把农民行动视为个体与社会长期互动的产物，其本身并不存在本质的规定性， 农民的选择行为并没有固定的选择模式．而由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所决定。【3】郝亚光则基于现代小农与传统小农 的不同，提出空间的扩大给小农带来的未知因素(发展的机遇或挑战)使他们的行为预期不再稳定。[41 笔者在实地研究中遇到了一个与以上理论都有所出入的社会事实。在珠江村①的改造过程中，村民们面临着两次重 大的选择：一次是要不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一次是要不要一夜暴富。农民愿意冒风险改造城中村，以增进财富，却宁愿 做长时期收租的房东．而不愿一夜暴富。对于两次市场化的选择，村民们产生了很大分歧，他们的行动逻辑既非完全理 性的算计．也非单纯追求道义和安全。但是，笔者也不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互构论所谓的行为预期不稳定，深度访谈显 示．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一种情景框架的转换。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农民们会选择截然相反的情景框架。在市场化初 期．由于市场化未触及他们的本体性安全，他们会选择交易性框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国家在安全保障上的缺失使 得农民们触发了安全性框架。这两者是嵌套在一起的，不同的社会情境，会触发不同的行动框架。 二、两次抉择 珠江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部，是一个典型的岭南水乡村落。2002年10月，村庄开始城中村改造，实施撤村改 2010年缩减至1平方公里， 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域面积日益缩小，2000年，村庄面积为3．456平方公里，151 作者简介戴建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广东广州，510275)。 ①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村庄名及访谈对象作匿名处理。 —．45—． 万方数据 庄通过了城中村改造设计方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2010年3月村庄开始动迁，同年10月基本拆迁完毕，传统聚落形 态的村庄完全消失。目前村域内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村民安置房及其他设施正在紧张地建设。拆迁时3200多位农 民、①500多位居民现在大部分在珠江村周边的城中村租房居住。 整村改造中，珠江村农民面临着深刻影响生命历程的两次重大事件，事件的选择权均掌握在农民手中。一是是否同 意改造城中村，二是安置房的土地权属性质。选择不同意味着相异甚至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2008年9月4日至8日 11时，珠江村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组织对《珠江村城中村改造设计方案》和《珠江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进行公示并表决。按照预定的顺序，先表决是否改造珠江村，再表决拆迁补偿方案。结果显示，2／3以上的农民同意改 造珠江村，这展现了与现有文献不同的图景。不少文献显示，在全国其他很多地方，通过整村改造、征地拆迁、撤村建 居等方式推进城市化进程，往往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替民做主”．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不愿意改造村庄，同但在选择 安置房的土地产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