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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陈延熙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沈瑞祥 在我上大学期间，陈延熙教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过课，但陈 老师的名声同学们都知道，而且也很钦佩。因为我们植保系的学生似乎 有一个传统，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很引以为豪，所以也非常喜欢了解老师 的学术所长和成就，尤其是一些国内外著名的老师，并想尽办法接近老 师，以便向老师多学一点知识，多长一点本事。因为陈老师1957 年就 去原民主德国植物病理所进修，期间还在哈莱大学等单位做短期访问和 研究，1961 年春才回国，所以同学们自然很关心，也很想了解陈老师。 陈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初对东北苹果腐烂病的爆发原因和如何 加强管理、增强树势、控制流行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六 十年代他在研究果树、林木和大田作物病害研究中揭示了多种病原物存 在潜伏侵染及无症带菌现象；七十年代，他在叶围和根围微生物方面做 了大量研究工作，并从微生态学的理论阐述了叶围微生物和根围微生物 与植物病害的关系。1978 年他用生态学的观念对中国植物病理学及其发 展做了深刻的阐述。指出“病理学”在医学中只是一个科目，不是医学 的整体。所以植物病理学应称为“植物医学”或“植物保健学”。在八 十年代他在研究微生物生态，特别是研究叶围、根围微生物关系的基础 上，根据“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筛选出对植物有益，对植物 病原有害的微生物，以改善植物自然生态系，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 他研制出的“增产菌“在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被应用在54 种作物 上，累计面积达2620 公顷。1986 年他为研究生首次开设了“生态植物 1 病理学”课程。因为是母校，所以我有条件、也有机会常去 “偷听”， 当时我觉得很好，很有新意，所以把他讲课的全部内容“偷录”了下来， 让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病理教研室的同行分享。大家听后觉得受益匪浅， 所以很快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教学实践中，提高了我们的教学效 果。最近梅汝鸿教授还从我处拿走了全部录音带进行了复制和整理。 我和陈延熙老师接触较多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的，当时他 是我们北京植病学会第十一届和十二届理事会的理事长，我是常务理事 和副理事长。因为陈老师对学会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学会的活动相当活 跃，经常开展对生产中的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和学术讨论。而且他对我们 林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非常重视，而且还给我们的学生和研究生作专 题报告，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他的讲课和讲话总是那么生动而幽默， 而且联系实际，很能吸引听众的兴趣。八十年代底直至90 年代初，他 根据我国板栗出口中因 “干腐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严峻形势，对其 发病原因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发现这是一种由多种病菌复合侵 染的结果，是由于板栗在运输过程中失水使抗性降低的结果，由此提出 采取控制生态条件控制发病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陈延熙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胼骨软化而手持拐杖，但他仍 然坚持野外工作。后来因哮喘严重而卧床不起， 于1990 年12 月9 日 逝世。他在病重期间每当我们去看望时，总是念念不忘问及植病学会的 活动情况。甚至在他插喉管和胃管的病危之时还语不成句，特别艰难断 断续续的问及学会的工作，真是感人肺腑！ 我和陈老师虽然接触不是很多很深，但仅就以上的接触和了解， 2 也足以使我体会到老师的为人师表。他学术思想敏捷，勤于专研，对植 物病理学发展的前沿和存在的问题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新思 想，新观念，推动了我国植物病理学和植物病害防控事业的发展。特别 是在研究“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的基础上，在我国率先把国际植物病理 学界将生态学引入植物病理学观念，应用到教育、科研和生产实际中， 并积极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崭新的 “生态植物病理学”课程。他在我国 积极提倡“植物医学”和“植物保健”的理念，而且充分阐述了“植物 医学”和“植物病理学”的重要区分，并明确指出植物医学应以生态学 概念为基础和生态调控的 “植保方针”，至今更显其重要意义。尤其对 我们当前根据森林作为一个特殊的、稳定的生态系统的特点，森林保护 必须向以生态学为基础，森林健康为目的“森林医学”转变的讨论和实 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陈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敬业精神、开拓精神、务实精神和面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