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民俗与文学.PDFVIP

DOI:10.13370/j.cnki.fs.2006.03.021 民俗研究2006.3 刘勰论民俗与文学 戚良德 李婧 刘勰论民间文学，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 间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兴起，便开始有人探讨《文心雕龙》中的民间文学思想问 题。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民间文学的复兴和繁荣，刘勰的民间文学论也得到了新一 轮热烈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刘勰不仅肯定了神话、歌谣、谐辞、隐语、谚语等民 间文体，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斗争性，因而刘勰“在民间文学研 究史上，是有其重要贡献的”1；有的学者则认为刘勰并不重视民间文学，而且对谐 2 隐、乐府等民间文体持批判态度，这成为《文心雕龙》理论上的“白璧之微瑕”。 两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其实，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间文学有其特定的内涵，六朝时代的刘勰，显 然不可能对其有清晰的理论认识，并自觉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肯定刘勰民间文学 观的学者认为：刘勰在论述乐府、歌谣、谐辞、隐语，特别是《诗经》的民歌部分 时，指出了其乃“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3之作，是人民表达内心怨愤 之情、对统治阶级进行大胆揭露讽刺的作品，并予以极大肯定。这一“蓄愤以讽上” 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刘勰民间文学论的最可贵之处，被视为刘勰论民间文学的基本 原理。但实际上，刘勰虽然揭示了这些作品是反映人民怨愤感情的讽刺之作，却并 非他对民间文学之人民性、斗争性的新发现，而只是秉承儒家传统诗说而已。《诗 大序》有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 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 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 王之泽也。4”可见，《诗大序》 已经揭示了《诗经》中的《风》、《雅》部分乃 “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此正为刘勰所本。 至于刘勰对这类作品的肯定，乃是出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儒家强调文学的政 212 刘勰论民俗与文学 治作用，孔子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强调文艺作品要具有“观风俗之 5 6 盛衰”、“怨刺上政” 等作用；儒家甚至将是否有益教化，看作是衡量文艺的一项 重要标准。刘勰也正是肯定有益教化的作品，而否定无补时用的篇章。正因如此， 他才表现出对古今乐府、谐隐截然不同的态度。刘勰认为，古之乐府可以“觇风于 7 8 盛衰”、“鉴微于兴废” ，具有“观”的作用；古之谐辞隐语“颇益讽诫” ，起到 “怨”的效果，因而，予以大力肯定。但是，乐府自秦代起就“雅声浸微，溺音腾 沸”9 10 ，再也起不到规讽作用；谐隐“本体不雅，其流易弊” ，汉代以后就成了无 聊的戏谑之作，此时，刘勰就举起了批判的矛头。因此，刘勰对这些具有讽刺作用 的民间文学之肯定，正是从儒家之有益教化的理论着眼，而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对于真正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阶级黑暗的作品，如《诗经》中的《伐檀》、 《硕鼠》，汉乐府中的《战城南》、《东门行》等，刘勰根本就是排抑的。 实际上，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仍然是秉承儒家传统的雅郑说。《论语·阳 货》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正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孔子 明确表示了他对“雅乐”的推崇和对“郑声”的排斥。结合儒家注重政治作用、伦 理教化的文艺观，不难推知，所谓“雅乐”是指符合儒家政教、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