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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政治价值观影响 　　摘要：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文献大多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文章将基于CGSS2010调查数据，对中国公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互联网使用与政治价值观之间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联立性偏误问题，作者将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工具变量分别是被访者个人的炒股行为和其家庭购买电脑的台数。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行为正向影响公民的民主价值观，负向影响公民的权威价值观；互联网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在中国公民的价值观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工具变量；互联网使用；政治价值观；民主观因子；权威观因子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122-007 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危机和问题。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互联网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互联网与政治信任、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等业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互联网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行为与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价值观研究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价值研究都被意识形态的研究所涵盖。因而，探寻互?网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民众价值观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2010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民众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讨论 英格尔哈特在其成名作《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中，率先提出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民众正在进行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这一观点，此后，代际转变模式一直成为各国学者研究民众价值观的焦点。2013年7月，英格尔哈特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演讲中，认为中国仍然处在从生存不稳定和贫穷状况到比较富裕的转型阶段，中国的代际转变会发生在20到25年之后，类似美国、西欧国家60年代的情形。[1]然而，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钟杨[2]，苏振华[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民众价值观已经开始从传统价值观到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 不管英格尔哈特是否低估了中国民众价值观转变的时间，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民众价值观的转变和西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但是，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本土文化对民众价值观的影响。史天健教授将亚洲民主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三波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中国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和对一党制体制的支持都很高，这源于权威主义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公民对民主的理解。[4]史天健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基本类型的分析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学者所借鉴。[5]比如：杨国枢通过将价值观分为“个人取向”的价值观和“社会取向”的价值观来研究台湾人民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变迁。[6]马得勇[7]，游宇、王正绪[8]等人将价值观研究建立在“传统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价值观”二维价值观框架之上 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不同的是，在对待民众政治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程度上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常常伴随着研究者所采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大体而言，学术界对与政治价值观的测量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派认为价值观是一套互相影响的观念组合，他们试图在“传统―现代”的变迁框架下，通过一系列题组，测量公民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这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测量价值观的主流方法，研究人员更加强调权威主义等前现代文化在公民政治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例如：李璐璐、钟智峰构建了六个维度测量中国民众近二十年的价值观变化，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虽然在分化，但并没有经历整体性变迁。[9]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测量公民关于权利、参与、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看法将价值观分成不同的类别加以分析。这些学者强调的往往是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现代化。比如：赵波文（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选举民主观、法治观、权利本位意识、福利观都发展到比较现代化的程度。[10]持相似结论的还有肖唐镖，余泓波[11]、赵孟营，熊茜等。[12]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说明 （一）政治价值观的概念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相比于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更多地渗透了感情和评价性要素，从而更具有稳定性。学术界对于政治价值观的概念及其内涵研究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学者从人类社会的一般观念角度研究政治